近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首脑普希林表示，明斯克协议已经证明，乌克兰冲突期间的停火是行不通的。如果考虑到冲突的根本原因，只需要彻底、全面地解决冲突，乌克兰局势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明斯克协议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先天不足。2014年9月签署的首份协议仅对停火时间和监督机制作出原则性规定，而2015年2月的补充协议虽然细化了撤军步骤和政治改革路径，却在关键问题上留下模糊空间。 例如协议要求乌克兰修改宪法赋予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但未明确该地位的具体内涵和实施时间表。这种模糊性为后续执行埋下隐患——乌克兰议会2019年通过的修正案因未与顿巴斯代表充分协商，被当地武装视为无效。 更严重的是，协议未能解决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归属、顿巴斯边界划分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互相指责对方违约。2022年2月乌克兰政府军炮击顿巴斯控制区的事件，最终成为俄罗斯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导火索。 冲突的根本矛盾源于多重历史积怨的交织。顿巴斯地区作为苏联时期的工业核心，其人口构成以俄语居民为主，与乌克兰西部的民族认同存在显著差异。 2014年基辅政权更迭后，亲西方政府推行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如限制俄语使用、清除苏联时期纪念物），直接激化了东部民众的分离情绪。这种文化认同的撕裂与经济利益的冲突相互叠加：顿巴斯曾贡献乌克兰30%的工业产值，但独立后因产业衰退沦为依赖中央补贴的地区，民众对基辅的离心力持续增强。 更关键的是，地缘政治博弈使问题复杂化——俄罗斯将顿巴斯视为抵御北约东扩的战略缓冲区，而西方则将乌克兰视为遏制俄罗斯的前沿阵地，这种大国角力让冲突逐渐演变为代理人战争。 国际干预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削弱了停火机制的有效性。尽管明斯克协议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第2202号决议认可，但西方国家在执行过程中采取选择性立场。例如欧盟在2015年协议签署后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对乌克兰政府拖延宪法改革的行为未施加实质性压力。 俄罗斯则通过向顿巴斯武装提供装备和人员支持，维持着对局势的影响力。这种外部干预的不对称性，使得冲突双方缺乏履行协议的诚意。2025年最新动态显示，俄罗斯仍在加强对顿巴斯前线的控制，而乌克兰政府则在西方支持下拒绝割让领土，双方在战场上的僵持局面未有缓和迹象。 普希林强调“彻底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实际上指向了三个必须突破的困局。首先是领土问题的刚性化。经过十年战争，顿巴斯地区实际控制区已形成稳定的军事分界线，双方在巴赫穆特、扎波罗热等地的拉锯战，使得任何领土妥协都可能引发内部政治危机。其次是安全保障的缺失。 乌克兰坚持加入北约的诉求，与俄罗斯的“去军事化”要求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现有国际安全架构（如欧安组织）缺乏强制执行力。最后是经济重建的困境。顿巴斯地区基础设施损毁率超过60%，工业产能仅为战前的30%，即便实现停火，如何在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重建经济，仍是未解难题。 当前的局势正朝着更复杂的方向演变。2025年美俄领导人会晤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440平方公里换6600平方公里”领土交换方案，试图通过土地置换打破僵局，但遭到乌克兰民众的强烈反对——75%的受访者明确反对割让领土。 这种民意压力使得泽连斯基政府陷入两难：接受方案可能引发宪政危机，拒绝则面临战场失利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控制顿巴斯主要工业区，正在构建以煤炭、钢铁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体系，这种经济整合策略进一步固化了地区分离倾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正在重塑博弈格局——顿巴斯丰富的煤炭资源，使其在欧洲能源转型过程中战略价值凸显，这可能延缓冲突解决进程。 从历史经验看，类似的民族分离冲突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找到解决方案。南斯拉夫解体后的波黑战争持续三年，最终通过代顿协议确立联邦制；北爱尔兰问题历经30年暴力冲突，才在1998年达成和平协议。 乌克兰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同时涉及大国博弈、能源安全和文明认同三重维度，这使得解决方案的探索更加艰难。普希林的表态实际上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在顿巴斯民众对基辅政权的信任彻底崩塌、俄罗斯军事优势持续存在的背景下，任何忽视地区现实的停火安排都将重蹈明斯克协议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