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狱医刘石人到女牢诊病，一个女犯突然摔倒在地，刘石人下意识地去扶她，下一秒却愣住了，因为对方竟塞给他一个纸团！ 要说这刘石人，其实也挺倒霉的。他1924年从冯玉祥办的西北军医学校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小半辈子，到1947年，好不容易熬成了个中校军医。听着挺风光是吧？但那时候的国民党，内部乱成一锅粥，很多部队都撤编了。 刘石人跟一大帮校级军官一起，被扔在重庆的军官队里等着重新分配。哥们儿，那场景，狼多肉少。有门路的、会来事儿的，早就给自己找好下家了。就刘石人这种没背景、不会钻营的老实人，只能在最后捡别人挑剩下的。 最后，他被“分配”到了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的检诊所。没多久，一个更没人愿意去的活儿砸到了他头上——去渣滓洞当狱医。 渣滓洞是什么地方？人间地狱。重庆那天气，又湿又热，关在里面的“犯人”大多都带着伤，很容易感染化脓。上面怕闹出大规模的传染病，死了人不好交代，才想着设个诊所。这苦差事，自然就落到了没“靠山”的刘石人头上。 刚到渣滓洞，刘石人是憋了一肚子火。工作环境差得没边儿，药品、器械少得可怜，更要命的是，特务看得死死的，他给犯人看病，都得隔着铁栏杆，跟喂动物似的。上面给他的指示很“明确”：只要保证这些人不死就行。 这哪是治病救人？这简直就是侮辱医生这个职业。 有一次，一个犯人得了急性阑尾炎，疼得在地上打滚，眼看就要不行了。刘石人急了，坚持要进牢房做紧急处理。看守直接把他拦住了，冷冰冰地说：“规定就是规定，不能进！” 刘石人彻底爆发了，他直接冲到监狱管理者办公室，把药箱往桌子上一摔，吼道：“平时你们让我隔着牢房看病就算了，现在人命关天，还不让我进去，他要是死了你们哪个负责？这个狱医我不干了！” 这一嗓子，把对方给镇住了。毕竟，再找一个愿意来这鬼地方的医生可不容易。最后，他们只能破例，让刘石人进了牢房。 也就是从这一次次近距离接触中，刘石人慢慢发现，这些被严加看管的“犯人”，根本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他们很多人都很有教养，有学识，聊天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他心里那杆秤，开始慢慢倾斜了。 刘石人动了恻隐之心。他会以看病为由，偷偷给犯人带点有营养的吃的；有时候，还会利用开外出就医证明的权力，悄悄帮一些人联系家人，甚至先后帮助三十多个“病人”成功获释。 他的这些善举，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这个人，就是开头塞给他纸团的女犯——胡其芬。 胡其芬是当时的中共重庆工委妇女书记，是狱中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她和同志们观察了刘石人很久，觉得这个人本质善良，有正义感，是能争取的对象。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刘石人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诊所，关上门，手心里全是汗。他颤抖着打开纸团，上面只有两行字： “同志，经过这几日观察，你确实是一个好人，我有心脏病，日后请尽心医治。” “要勇敢，千万别害怕。” “同志”这两个字，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他反复琢磨这两句话，特别是“心脏病”三个字，这明显是暗号，是希望他能以看病为借口，建立一个秘密的联系。 那一晚，刘石人想了很多。他知道，一旦答应，就是把自己的命交了出去。可他同样清楚，如果拒绝，他会一辈子看不起自己。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 从那天起，刘石人就成了渣滓洞里最特殊的“信使”。他的药箱、体温计、听诊器，都成了传递情报的工具。胡其芬经常会“心脏病发作”，刘石人就借着“诊治”的机会，接收或者传递纸条。 当然，他的行为也引起了特务的怀疑。1949年10月，一份渣滓洞政治犯的详细名单，居然出现在了香港的报纸上，这下子监狱里炸了锅。特务们第一个就怀疑到了可以自由出入的刘石人。 他们把他抓起来严刑审讯，但刘石人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加上特务们确实没找到任何直接证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很多年后刘石人才承认，那份名单确实是他传出去的，只是中间出了些差错，没能全部见报。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疯狂的敌人开始了最后的屠杀。刘石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屠杀前夜，想尽办法帮助一部分同志逃了出去。 重庆解放后，幸存的革命者们，纷纷为刘石人写了证明材料，详细叙述了他在狱中保护和帮助同志们的种种事迹。正因为这些铁证，刘石人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还在1950年被安排到了西南大学的校医院工作，直到1980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