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省以后不要说收复了，也不要说回归了，因为根据我们的法律要求，我们1945年就从日本手里收复了台湾省，我们现在和台湾省要解决的是内务问题。   提到台湾，许多人会下意识想到“收复”或“回归”这两个词，但仔细推敲历史与法理，这种表述其实不够准确，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内部事务的延续，而非主权未定的领土争议。   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历史脉络、国际法理和现实政治三个维度切入，才能看清问题的核心。    从历史角度看，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澎湖设立行政机构。   明末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清朝更将其划为福建省下辖的府，后于1885年升格为行省，这段历史表明，台湾的治理体系始终与大陆一脉相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落幕。依据《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此后，中国政府迅速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台湾重归祖国怀抱。   这一过程在国际法框架下完成，意味着台湾的法律地位早已明确为中国领土，因此，所谓“收复”或“回归”的提法，容易让人误解台湾曾长期脱离中国主权范围。   近年来，个别势力试图炒作“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无论是援引《旧金山和约》还是曲解联合国决议，均无法撼动台湾属于中国的法理根基。   因为这些论调本质上混淆了“事实管辖”与“法理归属”的区别：台湾当局对岛内的实际控制，不等于其拥有主权合法性。    现实政治中，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行使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国际场合，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必须遵循中国中央政府认可的名义和规则，例如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等活动。   在司法领域，中国司法机关对“台独”分子享有管辖权，2024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便是明证。   在安全层面，解放军在台岛的常态化巡航和演习，本质上是对国家主权的宣示与维护。这些行动并非“对外扩张”，而是对内部割据状态的应对。   值得关注的是，大陆方面一以贯之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推动两岸开展民主协商，不懈探寻能达至“心灵契合”的高质量统一路径。   这种包容性方案远超历史上任何统一模式，其核心在于尊重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而非简单的制度吞并。    某些观点认为，两岸长期分治等于“事实独立”，这种误判源于对国际法中的“有效控制原则”的滥用。   但国际法从未承认通过内战形成的割据状态可衍生主权，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方邦联的控制未被国际社会认可，正是因为其缺乏法理基础。   同理，台湾当局的所谓“治理”仅是内战遗留的政治现象，而非主权独立的依据。   另有一种论调将台湾与殖民历史捆绑，声称台湾的“国际化”是西方殖民遗产，但这种说辞无视了殖民主义的非法性，二战后的去殖民化浪潮正是对强权逻辑的否定。   将殖民史与台湾地位挂钩，无异于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当前台海局势的复杂性，部分源于外部势力的干预，美国对台军售、个别政客窜访台湾等行为，看似是“维护民主”，实则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   。历史经验表明，外部干预往往加剧地区紧张，却无法改变统一大势，20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未能阻止中国在国际社会确立一个中国原则，今天类似手段更难以奏效。   对于台湾同胞而言，真正的危机并非“武力威胁”，而是“台独”势力裹挟民意导致的战略误判，赖清德当局鼓吹“防务预算占5%GDP”，看似强化自卫，实则将台湾推向军事化边缘，挤占民生资源。   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认清“内务问题”的实质，这意味着排除外部干扰，通过两岸协商化解分歧。   大陆方面提出的“两制”台湾方案，允许台湾保留现有社会制度，甚至拥有比港澳更宽松的安排，例如保留军队、参与国际活动空间等。   这种设计远超联邦制下的自治权，其灵活性在国际实践中有例可循，例如，英国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拥有独立教育体系、司法系统，但外交与国防仍属中央事权。   两岸未来的制度安排，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更符合民族利益的创新路径， 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是领土完整的实现，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岛内民意也在悄然变化，“大罢免”中，民进党操弄“抗中保台”牌失效，反映出台湾民众对煽动对抗的厌倦。   或许不久的将来，两岸对话的突破口将始于经济融合，成于心灵契合，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找到一条超越历史恩怨的共赢之路。这条路的终点，不仅是法理上的统一，更是文明意义上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