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机场大厅里“上海欢迎您”的牌子刺得他眼眶发酸，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别着褪色的梅花扣，那是军统的象征，半晌才憋出一句上海话：“没变……又好像全变了。” 谁能想到，这个领口还别着军统梅花扣的老人，年轻时在上海可是响当当的“铁血特工”！毛森出身浙江江山的普通农户，20岁就加入军统前身的复兴社，凭着狠辣果决的手段一路晋升，30年代末接任军统上海区区长时，才刚过30岁。抗战时期的上海租界，鱼龙混杂全是日本特务和汉奸，他带着手下搞锄奸行动，一夜之间端掉三个汉奸窝点，连老牌汉奸傅筱庵都被他策划的暗杀吓得闭门不出，那时候的他，眼里全是家国大义，觉得自己在做最该做的事。 可走着走着，他就跑偏了！解放战争后期，毛森成了国民党反共的“急先锋”，在上海大肆抓捕进步人士，手上沾了不少无辜者的血，这也是他后来必须逃亡的根源。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夜，他带着家人坐渔船偷渡到舟山，再转道台湾，临走时站在码头望了一眼外滩的灯火，以为只是暂时离开，没想到这一别就是43年。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军统内部派系倾轧，他被排挤得没了实权，后来干脆移民美国，靠着子女接济过活，那件中山装是他唯一舍不得丢的旧物，梅花扣磨得褪了色，他还是每次出门都仔细别好，像是在守住最后一点念想。 84岁的他之所以执意要回上海，全是因为晚年的思乡病越来越重。在美国的公寓里，他总对着旧地图发呆，手指一遍遍摩挲着上海的街道，嘴里念叨着小时候吃过的生煎包、粢饭团，还有老家里弄里的叫卖声。子女劝他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可他梗着脖子说：“再不去，就真没机会了！”出发前，他特意翻出这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让女儿帮他熨平整，领口的梅花扣松了，他用棉线仔细缝了三遍，那是他身份的印记，也是他一辈子最复杂的牵挂——既为曾经的军统身份骄傲，又为后来的所作所为愧疚。 机场大厅里，他让随行的儿子推着轮椅慢慢走，眼睛里像装了放大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看到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说说笑笑，看到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航班信息，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小时候他在十六铺码头帮人搬货，那时候的上海只有有轨电车，街道窄窄的，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空气里好像还飘着当年生煎包的香味，这就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啊！旁边有工作人员过来问要不要帮忙，他用上海话慢慢回应，声音沙哑却带着掩饰不住的激动，那口地道的沪语，几十年没说，居然一点没忘。 说起来，毛森的一生真的充满争议！抗战时他锄奸卫国，是货真价实的功臣，可解放战争中他盲从蒋介石的命令，双手沾了进步人士的鲜血，这是他永远洗不掉的污点。很多人说他是“战犯”，可晚年的他，坐在轮椅上望着上海的变化，眼里全是纯粹的思乡之情，没有了当年的狠辣，只剩一个老人对故土的眷恋。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恰恰说明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定义，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选择，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他在上海待了半个月，让儿子推着他去了当年的老住处，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热闹的商业街，他站在路口看了很久，嘴里念叨着“以前这里有个裁缝铺，我小时候总在门口看师傅做衣服”。遇到几位和他年纪相仿的老人，聊起当年的上海，他打开了话匣子，说起抗战时的惊险，说起离开时的不舍，说到激动处，眼眶又红了。有人认出他是当年的“毛区长”，表情很复杂，可他只是坦然一笑，说：“都过去了，现在只想看看上海，尝尝家里的味道。”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他让儿子买了两斤生煎包，坐在外滩的长椅上慢慢吃，望着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他轻声说：“变好了，比以前好太多了。”那一刻，他领口的梅花扣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光，像是在和过去和解。毛森的一生，是那个动荡年代无数人的缩影，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做出选择，有人功成名就，有人身败名裂，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我们回望毛森的故事，不能只看到他的功过，更要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抗战时期的他，为了国家和民族挺身而出，值得肯定；可后来他盲从独裁者的命令，参与反共活动，伤害无辜百姓，这是他的过错。晚年的他跨越重洋回到故乡，用余生的愧疚和思念，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复杂的句号。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那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更能让我们看清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挣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