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个被日军选为收尸人的南京人，名叫左润德，他亲眼目睹了日军残害中国妇女的凄惨景象。 左润德于1920年出生在南京一个贫困家庭，祖籍山东，他的家族已在此地定居超过九十年。1937年时，他年仅十七岁，全家五口人挤在王府巷一个仅有三百户的棚户区。父亲靠拉人力车勉强维持生计，每天早出晚归，挣来的钱仅够基本口粮。他自己则通过捡煤渣和拾破烂补贴家用，这些活动让他熟悉南京街巷，也让他在战乱中养成警觉。南京城在日军入侵前，居民生活虽艰辛，但仍有日常秩序。他常常在街头收集废弃物品，换取微薄收入，帮助母亲照顾两个妹妹。家庭贫困让他们无法远逃，只能留在原地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日军飞机轰炸时，城内人心惶惶，他和家人躲在简陋屋中，等待未知命运。 南京陷落于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迅速占领全城，开始大规模屠杀平民。左润德被日军士兵抓捕，强迫加入收尸队伍，这支队伍由当地中国人组成，主要负责清理街头尸体。每天他们扛着工具在废墟中穿梭，面对成堆遇难者遗体。日军为掩盖罪行，往往先侵犯妇女再杀害，许多尸体显示出极端残忍痕迹。在收尸过程中，他发现大量妇女遗体遭受严重摧残，下体被异物破坏，四肢有捆绑勒痕。这些妇女多为年轻平民，来自普通家庭，日军士兵无视人性，将她们当作物件处置。左润德亲手处理这些遗体，目睹的惨状让他深刻认识到侵略者的野蛮本质。日军第六师团和第十六师团士兵参与其中，他们在信件中表达对杀戮的满足感，认为中国人无力抵抗。 日军士兵在南京的暴行包括系统性侵犯和屠杀妇女，据历史记录，数千妇女成为受害者。左润德在评事街一处巷子内发现一具年轻女子遗体，她约二十岁，面容显示未婚状态。遗体被固定在床架上，双腿分开，下体塞入汽水瓶，周围有大量血迹。日军士兵侵犯后使用这种方式灭迹，避免留下活口。这种手法在多处现场重复出现，显示出有组织行为。左润德作为收尸人，必须解开绳索，搬运遗体，这让他直接接触这些证据。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下辖部队，对此类暴行默许或鼓励，导致屠杀规模扩大。士兵们在本土通信中，将占领视为荣耀，视中国人为劣等对象。这种心态源于军国主义教育，推动了他们的残忍行动。 收尸工作让左润德多次面临死亡威胁，日军士兵常随意处决劳工。他在一次跪地等待时，突然起身逃跑，躲入护城河芦苇中，凭借水性逃脱。另一次在桥上遭遇枪击，他滚落河中，顺流漂走，抓住岸边树根上岸。这些经历让他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屠杀期间，日军士兵对妇女的侵犯不限于单个事件，而是遍布全城，许多受害者被集体处置。左润德目睹的妇女遗体往往伴随其他破坏痕迹，如刀伤或枪痕，显示出杀戮的随意性。历史档案记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超过三十万，其中妇女受害比例高。日军为消灭证据，甚至焚烧部分遗体，但收尸队伍仍处理大量残骸。 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源于日军军纪败坏和种族优越感，士兵们在信中写道，杀中国人如杀鸟般轻松，他们视占领首都为征服象征。左润德亲历这些，让他对侵略者产生深刻厌恶。收尸队伍中，其他劳工也目睹类似惨状，但许多人未能幸存。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特别活跃于城南地区，那里妇女受害案例集中。左润德在工作中发现，部分妇女遗体被丢弃在巷道，身上衣物撕碎，显示出群体侵犯痕迹。这种模式在历史证言中反复出现，证实了暴行的系统性。松井石根作为指挥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但当时他未能制止部队行为。 屠杀结束后，南京城满目疮痍，左润德返回王府巷，家人虽幸存，但生活彻底改变。他继续在当地谋生，提供证言成为他的责任。多年来，他多次讲述亲历事件，强调妇女受害的惨烈。历史研究者记录他的口述，纳入南京大屠杀档案。这些证言帮助国际社会了解真相，避免遗忘。左润德作为幸存者，参与相关纪念活动，重复叙述收尸细节。他的经历被编入书籍和纪录片，教育后代。日军士兵的信件后来曝光，进一步证实他们的心态。左润德年岁渐长，但坚持见证历史，直到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