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个人花了二十二年，就为了让梁山一百零八将死得一个不剩，其中三十六人被凌迟处死，这个数字恰好对应天罡星数。 而这个人叫俞万春。 然而就在1860年，当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做了一件让当地文人目瞪口呆的事：他们径直找到当地收藏的《荡寇志》书版，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 这把火烧得讽刺。 俞万春写作《荡寇志》，本是想用文字扑灭反抗之火，却被反抗之火先烧了个干净。 时间回到1826年，那时候俞万春开始动笔。 他设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都令人震惊的目标：在书里，把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全部、干净地“安排”掉，一个不留。 而且他做得极其讲究，像完成一套残酷的仪式。 三十六位最重要的“天罡星”，必须在东京被凌迟处死，数目要严丝合缝。 在俞万春的笔下，好汉们怎么成名，就让他们怎么败亡。 武神力竭而亡，神箭手被箭射穿，飞石将倒在洋枪下，神医死于庸医之手，神行太保被更快的人生擒。 要知道这种安排绝非随意。 正如写作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的章法，俞万春的杀戮设计也遵循着某种内在结构美感。 俞万春的笔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执行着“诛心”。 而且他深谙写作之道，好的叙事需要“冲突”和“对比。 所以武松被三员猛将车轮战，活活累死。 花荣箭术无双，却被人一箭射穿咽喉张。 清飞石百发百中，结果让洋火枪一枪崩了脑袋。 神医安道全，死在庸医手里。 神行太保戴宗跑得快，偏偏遇上跑得更快的康捷，当场生擒。 还有地煞里头，孙立被写得最惨。 俞万春专门让祝家庄后人祝永清、祝万年把孙立抓住，用细钩钩皮肉，用小刀慢慢割，备好盐卤往伤口上浇，怕死得太快还灌人参汤吊命。 那么为什么单单把孙立往死里整？ 其实因为当年梁山攻打祝家庄，孙立是卧底，出卖了自己的师兄铁棒栾廷玉，导致祝家庄覆灭。 俞万春年轻时跟着父亲镇压过瑶民起义，深知民团武装对朝廷的重要性。 而祝家庄就是民团。孙立背叛民团，在俞万春眼里，这比杀人放火还要可恨。 为支撑这场杀戮，俞万春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对立神话。 梁山有三十六天罡，他就创造出“雷部三十六将”下凡；梁山有地煞七十二煞，俞万春就配上十八散仙。 在文学创作中，这种对立结构制造了强烈的“冲突感”，这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元素。 书里，所有曾被梁山好汉伤害过的角色，祝家庄、曾头市的后人，扈成，乃至小泼皮张保，都组成了一支复仇大军。 他甚至还设计了一对与林冲遭遇相似的父女陈希真和陈丽卿，但他们没有“上梁山”，而是选择剿灭梁山来尽忠。 俞万春想说的很简单：被逼，不是你造反的理由。 而这就把《水浒传》最核心的“逼上梁山”逻辑给解构了。 当俞万春花了二十二年，终于写完了这个“拨乱反正”的故事。 但结局是梁山灰飞烟灭，忠臣良将尽得封赏，天子坐享太平。 他搁笔时，想必长舒一口气，自认完成了一桩捍卫纲常的伟业。 可惜，历史总爱开最辛辣的玩笑。 就在俞万春去世的第二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便冲天而起，其规模与破坏力，远非水浒故事可比。 他书中那些被颂扬的“雷部神将”原型人物，在真实历史中或败亡，或变节，声名狼藉。 而他深情描绘的“圣君”宋徽宗，最终的结局是身死异乡，备受屈辱。 最讽刺的一击来自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后，迅速找到了当地收藏的《荡寇志》书版，付之一炬。 而鲁迅先生后来用八个字评价此书：“文章漂亮，思想煞风景。” 这判语精准。 俞万春的文笔足以描摹生动的打斗场面，唐猛捉豹那一段，写得不比武松打虎逊色。 但他倾注全部心血所要掐灭的，正是《水浒传》里那股让普通人共鸣的、不屈的郁气。 俞万春赢了笔下虚构的战争，却输掉了与真实历史人心的对抗。 因为他或许至死相信，自己用一部小说捍卫了永恒秩序。 然而，文字筑起的堤坝，在时代的洪流前往往不堪一击。 该崩塌的终会崩塌，该奔流的仍将奔流。 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生活感悟力、艺术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 而俞万春有不错的艺术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但他的生活感悟力却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写作的本质是叙事，而“叙事包括‘故事’和‘话语’两个方面。 故事指的是内容，话语就是形式”。俞万春借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内容，却赋予它完全不同的话语形式。 他似乎忘了，好的写作需要“写自己感受最深的”，而不是为服务意识形态而生硬创作。 在今天看来，《荡寇志》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旧式文人在时代变革前的固执与局限。 文学的生命力终究来自于真实的人性和时代气息，而非刻意为之的“拨乱反正”。 主要信源：（《荡寇志》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