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北京，胡炜最后一次以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身份走进那间熟悉的会议室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会议桌旁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此时看向他的眼神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 胡炜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会议桌沿的木纹，这张桌子陪他度过了五年军委办公厅主任的生涯，桌角被磨得光滑，还留着他去年开会时不小心碰倒茶杯留下的浅渍。他身上的军装熨得笔挺，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这是他从参军起就保持的习惯。 1938年他投身革命，从新四军的通讯员干起，跟着部队打过游击、参加过淮海战役，1971年调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凭实打实的战功和资历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没人想到五年后会是这样的局面。 会议开始前的几分钟，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近乎凝滞。有人低头翻着文件，有人假装喝水，没人主动和他说话。胡炜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却没往深处想——1976年的北京，政治氛围本就波谲云诡，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逝世，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里，军委的工作更是千头万绪，他以为这次会议只是讨论后续的工作安排。 直到主持会议的领导开口，提到他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存在路线认识偏差”，胡炜才猛地抬头，看向说话的人，那人曾是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此刻却避开了他的目光。 所谓的“路线认识偏差”，不过是他始终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没有迎合某些人的激进主张。1975年，军委开展整顿工作，胡炜牵头梳理办公厅的工作流程，砍掉了不少形式主义的会议和文件，还顶住压力保护了几位被错误批判的老干部。这些事在当时得罪了不少人，只是那时毛主席还在，整顿工作得到支持，那些不满的声音只能暂时压着。 1976年局势变化后，这些旧怨就成了针对他的把柄。会议上，有人接连拿出几份所谓的“证据”，大多是他过去的工作讲话被断章取义，甚至还有人编造他与某些被打倒的干部有牵连，胡炜想辩解，话刚说出口就被打断，会议室里的人要么沉默，要么跟着附和指责，没人愿意听他解释。 散会时，天已经擦黑，北京的秋风吹进走廊，带着凉意。胡炜走出会议室，手里攥着那份免去他军委办公厅主任职务的通知，纸张边缘被捏得发皱。他回头看了一眼那间熟悉的屋子，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里面还传来隐约的谈话声，可那片光亮再也不属于他了。 他走到停车场，司机早已等候在那里，却没像往常一样主动帮他开车门，只是低着头喊了声“胡主任”，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疏离。胡炜自己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的空气沉闷，他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长安街上的路灯亮着，却照不进他心里的阴霾。 回到家时，妻子早已做好了晚饭，桌上摆着他爱吃的红烧肉，那是他每次开完重要会议回家，妻子必做的菜。见他脸色难看，妻子没多问，只是把盛好的饭推到他面前：“先吃饭，有什么事慢慢说。”胡炜拿起筷子，却没炜拿起筷子，却没什么胃口，扒了两口饭，终于忍不住把事情说了出来。 妻子听完，沉默了半晌，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你这辈子做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就算不在那个位置上，咱也过得踏实。”这话让胡炜心里一暖，他想起自己参军时的初心，不过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如今虽被免去职务，却没做过亏心事，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胡炜搬离了军委大院的房子，搬到了城郊的一处普通居民区。没有了前呼后拥的警卫员，没有了开不完的会议，他的生活突然变得清闲起来。每天早上，他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和晨练的老人聊聊天，下午就在家里看书、练字，偶尔还会帮邻居修修家电。有人替他惋惜，说他本该有更高的成就，却落得这样的下场，胡炜只是笑着摇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之分，在哪里都能为国家做事。” 1978年，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工作逐步展开，有人找到胡炜，说要为他恢复职务，他却婉言谢绝了。那时他已经在街道办帮忙，负责辖区里的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每天忙着帮老兵解决就业、住房问题，过得充实又踏实。他说：“我年纪大了，把位置让给年轻人，他们更有精力干好工作。”那些曾经指责他的人，后来有人主动向他道歉，他也只是摆摆手，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胡炜的政治生涯在1976年的那个秋天戛然而止，可他的人生却没有因此黯淡。他用后半生的时间，扎根在基层，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革命初心。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职位的高低，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内心的原则，都能找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