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大学的一节历史课，班主任突然有急事来不了，学校实在没办法，临时找了个快退休的老教授来替课。校长过来跟我们说情况，说这节课来的是位教授，我们当时都赶紧坐直了腰板，心说终于能听一节高大上的课了。 上课铃响过三分钟，老教授才慢悠悠地走进教室。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花白却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没拿课本和教案，只攥着一支粉笔。我们等着他讲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教室里很静，只有头顶的老风扇在吱呀呀地转。 他站定，看了看我们，忽然笑了，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历史是什么？” 大家有点懵，答案无非是课本里那些。他转过身，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记忆”。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轻轻飘着。 “我给你们讲个我自己的‘历史’吧，”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很小的历史。” 他说，1968年，他在甘肃一个村子里，认识了一个叫小杏的姑娘。他们是知青，她是村里唯一念过初中的女孩。他给她讲城里的电车，她教他认地里的野菜。有年冬天，他发高烧，是小杏冒着雪走了十里地，去公社卫生院给他求来了几片药。 “后来呢？”有同学忍不住问。 “后来，”老教授顿了顿，窗外的光正好照在他侧脸上，“1971年，我拿到了回城的调令。走的那天，她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送我，塞给我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她说，‘回去好，回去有前途。’” 他沉默了半晌，教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我回到城里，写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再后来，听说她嫁给了同村一个木匠。”老教授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前些年，我回去过一次。村子变样了，老槐树还在。我见到她了，我们都老了。她领着孙子，在村头晒太阳。聊起以前，她只笑着说，‘那时候，真苦啊。’” 他走回讲台，手轻轻按在粗糙的木面上。“这就是我要讲的历史。不是书上的帝王将相，是一个普通人记得的，两个热鸡蛋，一棵老槐树，和一句‘回去有前途’。历史啊，就是无数个这样的‘记得’堆起来的。你们以后，也会成为别人记忆里的历史。” 下课铃响了。他点点头，慢悠悠地收拾起那支用了一半的粉笔，走出了教室。我们坐在原地，没人立刻起身。阳光把黑板上的“记忆”两个字照得有些模糊，风扇还在转着，不知谁的书页被风吹得哗啦响了一声。 那节课后，我常常会想起那两个煮鸡蛋。原来历史这么近，近到只是一段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一次夕阳下的告别。它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皱纹里，静静地，等着被一阵风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