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朝鲜次帅崔庸健来华访问时，听闻老战友周保中将军在北京养病，专程前往探望，紧紧握手时的珍贵留影。 那张照片里，两位老人的手攥得格外紧，指节都有些发白，像是要把几十年的情谊都攥进掌心里。崔庸健穿一身笔挺的元帅服，胸前挂满勋章，脸上却带着少见的柔和；周保中靠在病床上，脸色因疾病有些苍白，可眼睛亮得很，嘴角还挂着笑。 站在一旁的秘书后来回忆，那天崔庸健一进门就快步走到床边，用朝鲜语喊了句“保中同志”，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音，周保中则用云南口音的普通话回他：“老崔，你还是那么精神。” 这两位老战友的交情，得从1930年代说起。那时候周保中在东北领导抗日联军，崔庸健则在朝鲜组织革命活动，两人在抗日的战场上见过面，一起研究过对日作战方案，也一起在冰天雪地里啃过冻土豆。有次周保中带队伍转移，被日军围在山上，弹尽粮绝时，是崔庸健带着朝鲜义勇军冲上来，用生命打开了一条血路。后来周保中在回忆录里写：“老崔的枪法准，心眼实，跟他一起打仗，踏实。” 可这样的并肩作战，没持续太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庸健成了朝鲜人民军的副总司令，周保中则在国内的军事院校担任领导，两人一个在前线指挥作战，一个在后方培养军官，见面次数少了，但联系没断过。 周保中每次收到崔庸健从前线寄来的信，都会戴着老花镜反复读好几遍，信纸边缘都被手指摩挲得起了毛边；崔庸健也会托访华的代表团带礼物给周保中，有时是一盒朝鲜的高丽参，有时是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军事书籍。 1958年崔庸健来华，名义上是参加国庆九周年庆典，可他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周保中。听说老战友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他特意推掉了两个宴请，让司机直接开到医院门口。 病房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崔庸健却好像没闻到似的，拉着周保中的手问长问短：“你的胃病好点没？”“上次你说要看的那本《论持久战》，我让人带了朝鲜文版的来。”“听说北京的烤鸭不错，等你出院了，我请你吃。”周保中笑着点头，可眼角却有点湿润——他知道，崔庸健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这些年没能常来看他的遗憾。 其实那时候周保中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嘱咐他要少说话多休息，可面对老战友，他根本停不下来。他跟崔庸健讲云南老家的杜鹃花开了，讲自己在苏联留学时学的俄语单词，讲抗日联军里的年轻战士如今都在哪儿工作。 崔庸健听得认真，时不时插两句：“我记得那个小战士，枪打得可准了。”“杜鹃花我知道，春天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红的。”说到高兴处，两人还会轻轻笑出声，完全不像两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倒像两个许久未见的老邻居。 这次探病后没多久，周保中就永远离开了。崔庸健得知消息时，正在平壤的办公室里看文件，他放下文件，沉默了很久，然后让秘书拿来纸笔，写了封唁电，里面只有一句话：“保中同志，我的老战友，一路走好。”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简单，他红着眼眶说：“千言万语，都在这句话里了。他懂我，我也懂他。” 这张握手的照片，后来被收录进了很多关于中朝友谊的画册里。可很少有人知道，拍照的瞬间，周保中正用另一只手抹眼泪，而崔庸健的拇指，轻轻按在周保中手背的老年斑上——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他们共同经历的证明。 如今再看这张照片，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国界的战友情谊，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渲染，只有两个老人最朴素的关心和最真挚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