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湖北籍军人郑贵玉捅死第一个日寇后，感觉日军的三八枪刺刀又长又轻便，便捡起鬼子的步枪冲向第二个日寇。 郑贵玉的老家在湖北枣阳，1940年枣宜会战的炮火毁了他的家园，父亲在掩护乡邻转移时被日军机枪扫射身亡，母亲抱着年幼的妹妹躲进地窖，却还是没能逃过轰炸的余波。在家乡沦陷的第三个月，他攥着父亲留下的砍柴刀，一路追着撤退的国军队伍参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鬼子，报仇。入伍后他只接受过三个月的基础训练，拼刺课目更是寥寥无几——当时国军大多受德式军事思想影响，更看重射击火力，拼刺训练常常被忽略，像他这样的补充兵，能摸到枪的时间都有限。可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容不得半点生疏，当新墙河防线被日军突破，双方陷入近距离混战，郑贵玉手里的汉阳造步枪刺刀又短又沉，拼杀时总被鬼子的三八枪压制，直到第一个日寇的刺刀刺向他胸膛时，他凭着砍柴人的蛮力侧身躲闪，顺势用枪托砸晕对方，再拔出腰间短刀结果了敌人。 捡起三八枪的瞬间，他才真切感受到差距：这把枪的刺刀全长512毫米，比他原来的刺刀长出近10厘米，钢制刀身带血槽，挥动起来几乎听不到风阻声。第二个日寇见同伴倒地，嘶吼着挺枪刺来，郑贵玉记得班长教过的唯一一招“突刺”，顺着对方的攻势侧身，同时将三八枪向前猛送，刺刀精准刺穿了鬼子的胸腹。温热的血溅在他脸上，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又冲向不远处正在围攻战友的第三个日寇。此时战场已是一片狼藉，新墙河两岸的稻田被炮火翻成焦土，远处的村落冒着浓烟，乡亲们自发破坏的交通要道让日军机械化部队寸步难行，却也让这场白刃战变得更加惨烈。 郑贵玉不知道，这场他身处其中的会战，日军集结了11.5万人的兵力，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而薛岳指挥的30余万国军正以“天炉战法”层层阻击。他只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又有新的弟兄顶上来，不少人手里握着的还是大刀或锄头——当时国军弹药匮乏，很多补充兵甚至没有完整的装备，白刃战成了家常便饭。可日军的拼刺训练远比国军系统，每个中队都有专职教官，士兵入伍后要经过长期训练，抗战初期往往需要三到五名国军士兵才能对付一名日军。郑贵玉能连续得手，除了三八枪的优势，更多是靠一股子不要命的狠劲，他每刺出一刀，眼前就浮现出父母惨死的模样，耳边仿佛响起妹妹最后的哭声。 激战到午后，日军的攻势渐渐减弱，他们的后勤补给被游击队截断，粮食弹药消耗殆尽。郑贵玉靠在一棵被炸断的树干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三八枪，刺刀上的血已经凝固成暗褐色。他的胳膊被鬼子的刺刀划开一道深口子，鲜血浸透了军装，却顾不上包扎，只是盯着远处日军撤退的方向。身边的卫生员告诉他，这场新墙河阻击战，他们团伤亡过半，但成功迟滞了日军的推进速度，为后续部队集结争取了时间。郑贵玉默默点头，他不懂什么战略战术，只知道多杀一个鬼子，就少一个家庭遭难。 这场会战最终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告终，国军以7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日军3万余人，粉碎了日军削弱中国战场的企图。郑贵玉后来随部队参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他始终用着那把缴获的三八枪，又在白刃战中击杀了三名日寇。战争结束后，他没有留在部队，而是回到枣阳重建家园，把那把三八枪拆成零件埋在院中老槐树下。他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战功，只是在每年清明，会给父母和牺牲的战友烧纸，一遍遍念叨：“鬼子被打跑了，家园保住了。” 历史不该忘记这样的普通士兵，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精良装备，却凭着对家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正是千千万万个郑贵玉，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战的长城，他们的勇气不是来自训练手册，而是来自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今天我们回望那段历史，不该只记得宏大的会战名称和伤亡数字，更该铭记这些平凡人的牺牲与坚守。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