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苏轼黄州之后，便成了旷达通透的苏东坡。却少有人知，乌台诗案死里逃生，初到黄州的他，曾在给友人的书信里，写下过怎样卑微又惶恐的字句。

乌台诗案结案，苏轼在狱中待了一百三十天，最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不是寻常的贬谪，是带着刑责的流放，他从堂堂朝廷命官，成了被地方官看管的罪臣。

后世读他的《定风波》，读前后《赤壁赋》，多看见他笔下的洒脱，却鲜少留意他初到黄州时的绝境。他在给章惇的《与章子厚书》中写，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初到黄州，举目无亲，一家二十余口，生计全无着落。平日里闭门不出，唯恐言语有失，再惹来祸端。

彼时的章惇，还在朝堂任职，乌台诗案事发时，他曾不顾自身安危，为苏轼仗义执言。也正因如此，苏轼才敢在这封信里，卸下所有伪装，写下自己最真实的窘迫与不安。

我们总爱把历史人物塑造成一成不变的模样，要么是刚正不阿的忠臣，要么是旷达不羁的名士，却忘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苏轼的旷达，并非生而有之，是他在绝境里，一步一步熬出来的。

为了解决一家人生计，他给黄州太守徐君猷写信，求得了城东一片荒废的坡地。昔日的翰林学士，脱下长衫，拿起农具，躬耕于这片土地之上。也正是在这里，他有了“东坡居士”的名号，才有了后来那些流传千古的诗文。

后世很多人，因章惇晚年将苏轼贬至海南，便将二人塑造成势不两立的仇敌。却忘了这封黄州书信里，苏轼对章惇毫无保留的信任，也忘了章惇当年为救苏轼，当面怒斥宰相王珪的旧事。历史的细节，并非非黑即白的论断。

千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散落的书信，才能看见一个更完整的苏轼。他有过“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也有过身陷囹圄后的惶恐不安；有过躬耕东坡的安然，也有过为一家生计发愁的窘迫。这些真实的细节，拼凑出的，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