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害死200多人的大叛徒缪庄林跑回延安，找到李克农自首。岂料李克农与他聊了整整3天，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杀他，不关他，继续让他当官。
1929年的南京，那是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南京这把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布下了天罗地网。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游优哉同志，正带着一批信仰坚定的年轻人在刀尖上跳舞，艰难地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
在这个极其核心的小圈子里，缪庄林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心思缜密、办事干练，深得游优哉的信任，直接担任了市委书记的秘书。这个位置，意味着他掌握着当时南京地下党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包括联络站的地址、暗号，以及上百名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和落脚点。
然而，人性的脆弱在残酷的刑具面前彻底暴露了。1929年，因为另一个叛徒的出卖，缪庄林不幸被捕。入狱前，他或许也曾在内心发过毒誓要死守秘密，但在国民党宪兵残酷到令人发指的折磨下，他的意志防线全面崩溃了。
他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这份供词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国民党特务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一夜之间，南京地下党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市委书记游优哉在内的200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可以说，缪庄林踏着200多位战友的尸骨，给自己换来了一张保命的护身符。
随后，国民党情报机构看中了他的利用价值，将他吸纳入中统，给他披上了一层特务的皮。在外界看来，缪庄林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人。
但是，历史的剧本往往比小说更加曲折。背叛信仰的人，真的能从此心安理得地享受荣华富贵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中统的那些年，缪庄林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对于这种有过“前科”的叛徒，他们历来是既利用又防备，根本不可能给予真正的信任。缪庄林在日常工作中处处受到排挤和监视，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更可怕的折磨来自于他的内心。夜深人静的时候，那200多名战友惨死的画面，如同梦魇一般死死纠缠着他。他非常清楚自己犯下的是十恶不赦的罪行，这种良心上的日夜撕咬，加上现实处境的逼仄，让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备受煎熬。
一直到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胶着、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此时的我党我军在敌后战场逐渐壮大，情报系统的触角也越来越广。缪庄林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路过延安。或许是看到了昔日队伍的蓬勃生机，或许是良心的谴责终于压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向李克农自首。
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本以为这次绝对是有去无回，已经做好了饮弹伏法的准备。
当这个满身血债的男人站在李克农面前时，李克农的反应却异常平静。作为当时延安情报工作的核心负责人，李克农对1929年的南京惨案简直是倒背如流。他对眼前的这个人恨不恨？毫无疑问是恨的。那是一笔无法抹平的血债。
但李克农之所以被称为“特工之王”，根本原因在于他具备极其罕见的绝对理性和战略大局观。
他没有立刻拔枪，没有叫人把他拉出去枪毙，而是关起门来，和缪庄林整整长谈了三天。
这三天里，缪庄林痛哭流涕，坦言自己当年是严刑拷打下的被迫变节，这些年在国民党那边如同行尸走肉，内心一刻也没有真正放弃过当初的信仰，如今只求用余生来赎罪，哪怕立刻去死也毫无怨言。
李克农一边听，一边在脑海中飞速进行着一场冷酷而精准的战略盘算。
这确实大快人心，足以告慰南京地下党200多位烈士的在天之灵。可是，杀了他之后呢？除了情绪上的宣泄，对我党当下的抗战大局、对极其艰险的隐蔽战线斗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相反，如果留下他，情况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缪庄林虽然是个叛徒，但他这十几年在中统内部摸爬滚打，已经爬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位置。他熟悉中统的机构运作、人员编制，更掌握着大量的核心机密。在1943年那个敌伪特务活动极其猖獗的特殊时期，这样一个身在敌营高层、且有强烈悔罪心理的“内线”，其情报价值简直无法估量。
李克农最终做出了决断：“不杀也不关，让他回去戴罪立功！”
如果缪庄林回去后再次反水，李克农将面临无法推卸的严重后果。但李克农有这种魄力，他看准了缪庄林走投无路的处境，也看透了他在夹缝中求生并渴望赎罪的真实心理。
事实证明，李克农的这一步险棋，走得无比精妙。
缪庄林带着延安的秘密指令重返中统。从此，他化身为一根极其锋利的钉子，死死地扎在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将中统大量极其核心的密码本、高级机密文件、特务潜伏名单以及针对我党抗日根据地的种种阴谋破坏计划，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延安。
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绝密情报，帮助我方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暗杀和破坏，挽救了无数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志的生命，更为我党的情报工作赢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