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陈昌浩离世后，徐向前特别叮嘱：我要亲自审核他的悼词，绝不马虎！
1967年7月30日清晨，北京八宝山。得知陈昌浩病逝的消息，正在军委办公的徐向前吩咐秘书：“他的悼词，我要亲自过目”，一句嘱托，让在场者都意识到，这位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在徐元帅心中的分量不一般。
许多人疑惑：这位昔日与徐向前并肩指挥红四方面军、曾写下“铁血西路军”悲壮篇章的总政委，为何晚年悄然坐在翻译台后？答案要从1937年的陕北说起。
1937年8月下旬，延安城外黄土飞扬。陈昌浩结束辗转，抖落一路尘土抵达杨家岭。徐向前迎出来，拍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现在回来就好了。”当年的西路军失败阴影仍在，他的眼神却已平静。

中央很快做出安排。宣传部缺人，他被放进宣传科，又被抽到党校、抗大三校兼课。课堂里，他翻开手写讲义，从苏维埃政权讲到国际局势，学员说，这人的声音沙哑，却透着股子倔劲。延安正忙着办学育才，新政策、新理论都需传递，陈昌浩找到了发力点。
次年春天，弟弟考进抗大，来请教射击秘笈。他端起一支旧步枪，往机枪靶位一指：“要在机枪口上，腿不抖。”寥寥数语，比冗长说教更管用。
胃病拖了下来。1939年8月27日，苏方飞机降落延安机场，中央批准他赴苏治疗。经兰州折向迪化，他在营房前向西路军余部低头检讨，那一刻，背脊僵直，久久无语。9月中旬，飞机抵达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成了他的临时战壕。

两年后，苏德战争爆发。炮火逼近莫斯科，医院搬迁，供给骤断。陈昌浩放下病历，随疏散队伍去了古比雪夫州的采石场，与当地工人一起凿石、装车，还报名参加民兵队。面对战火，他似乎重回战地，只是战袍换成了工装。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那年夏末，他被调入外文出版社中国部，从誊写员做起，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汉译校订。纸张短缺，伏案灯下，常是一盏油灯熬过黑夜。多年后有人统计，他参与校译的俄文本达到百万字。
1948年冬，他写信申请回国。直到1952年3月，苏联医疗部门批准放行。飞机落地北京西郊机场，刘少奇等人迎上前，寒风中握手良久。数日后，徐向前设宴洗尘，张琴秋也到了。席间，陈昌浩端着酒杯，声音突然涩哑：“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说罢低头一饮而尽，气氛瞬间凝住，又很快被老战友的笑声化开。

为了让他尽快熟悉新中国面貌，组织安排他去东北考察。鞍钢的高炉轰鸣，松花江畔的拖拉机卷着雾气驶过黑土地，不得不说，这一行让他第一次真切感到时代换了模样。
同年6月，马列学院成立，陈昌浩被任命为副教育长。学院要培养高级理论骨干，他埋头编教材、审译稿，办公桌常摞着半人高的原典。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他兼任大会翻译处负责人。报告一字一句翻成七种文字，上交审阅。会后，毛主席接见翻译人员，拍了拍他的手背，轻声道：“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工作很好。”

60年代初，陈昌浩身体愈发羸弱，却仍在课堂上讲授《国家与革命》。一次下课，他对学生谈到晚年理想：“只求把俄文经典多译几本，让后辈少走弯路。”语气平平，却透出不改的执着。
1965年初夏，他获准回到湖北汉阳老家小住。长江大桥横亘江面，新修的纱厂机器轰鸣。看着曾经战火纷飞的土地如今车水马龙，他沉默良久，只在日记里写下两字：“值当。”
1967年7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30日清晨与世长辞，终年61岁。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悼词言简意赅，肯定其“能上能下，忠于职守”的一生。会后，老战友们三三两两站在雨后青松间，没有人多言，脚下黄土静默，却已将往昔烽火与翻译案头一并铭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