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唐亮接到叶剑英电话被召回北京述职，张锐提醒他：你已经离休八年，这事能办吗？
1950年8月的一个闷热夜晚，南京东郊的将官住宅区里飘出一股子辣味。唐亮把几碟家常小炒端上桌，递给来访的陈毅，笑言“味重才过瘾”。张锐在边上搬来围棋盘。两位老战友兵戎未离身，却像邻里叙旧，一盘棋下到深夜。窗外知了声不断，屋内只有棋子落盘的清脆响动。饭后，陈毅拍拍桌面：“好菜、好棋，也得有好作风。”这个随口点评，恰好点中唐亮最在意的东西——原则。
晚风一吹，记忆被带回一年前。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的炮声仍在城墙回荡；第六天，南京市军管会挂牌，唐亮任副主任并临时主持全局。这座旧都危机四伏，仓库里堆满伪钞，街面还有残留敌特。唐亮第一件事不是清点座椅，而是让警卫从缴获弹药中挑出一枚子弹放在桌上，时不时握在掌心提醒自己：枪口对准的是破坏新政权的黑手。

敌特的恐吓信三天两头往军管会飞，连邮差都打怵。唐亮干脆把信贴在公告栏，“让大家看看反动派的底气”。随后出台一套“先教育后惩处”的办法：能改的收容学习，屡犯的依法惩办；同时限定接管干部七条禁令，其中最显眼一条——“私拿一砖一瓦者，必退必罚”。于右任宅邸里那尊赤金弥勒佛交接时，他命人登记封存，后送国库。很多南京市民说，这尊佛像从此真成了镇城之宝。
局面稳住，华东军区的任务接踵而来：海防、备台、援朝、组建新兵种，件件棘手。1950年秋，唐亮被任为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南京军区筹建期间，他常穿旧军装蹲连队，住土炕照旧打补丁。有人提议翻修司令部，他抬手：“战备库还缺棉衣，哪来闲钱刷墙？”一句话，施工队打道回府。

1953年夏，毛泽东自武汉乘舰抵南京视察。港口周围早已人山人海，警卫部队连夜布置警戒线。唐亮再三叮嘱：“站好岗，别拿群众当敌人，也别让意外伤到主席。”当晚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问他会不会游泳。他一紧张，顺口答了声“会一点”。话音刚落便后悔——自己根本不会蛙泳。第二天清晨，他拉着参谋跑到下关江滩，扑腾了整整两小时，呛了不少水，终于能狗刨几下。从此晨练多了一项固定科目，只为不给上级“回头点卯”时难堪。
政治工作的尺度并不好拿捏。1959年秋，他在军区小礼堂给新提拔的干部提了四条：不贪污、不腐化、不抗上、不压下。台下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有人悄悄嘀咕：“老政委这脾气，怕是改不了。”他们错了，正是这股绷紧的弦，保证了部队在变革浪潮中照样能拉得出、打得赢。

然而，长年操劳带来的顽疾一步步反噬。1963年冬，医生劝他住院，他反问：“我倒下，岗位怎么办？”最终，他写信给总政请求离休，自陈“体力不支，难副其位”，屡辞方获批准。54岁的唐亮把自己关在中山陵8号小楼，读书、练字、习泳，定下四条家规：学习、治病、管教子女、严于律己。迎来送往概不接待，上门求人更是免谈。
岁月推移，动荡不定的1971年12月，电话铃声骤响。叶剑英在话筒里直截了当：“部队院校需要你，来北京一趟。”周恩来的电报随后抵达。张锐在客厅急得直转：“医生才说你得静养。”他平静回答：“军令如山倒。”三天后，任命书下达，半月后，他带着八人学习组赶到解放军军政大学报到，成为新的政委。

在北京西山校区，唐亮改掉旧习惯，每天早晨第一个出现在操场，陪年轻学员跑步、打拳。他把南京军区年代的“严字诀”照搬过来：教学组查课要带听诊器——听课堂里的“心跳”，谁松懈谁就被点名。有学员记下他的口头禅：“讲原则，不讲条件；有职责，别说借口。”1977年底，军政大学调整，他被推举为政治学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再次挑起培养新一代政工干部的担子。
1986年11月20日，76岁的唐亮在北京病逝。身后行囊里，多是批注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最醒目那本扉页写着八个字——“人在职，谋其政”。这句老话，贯穿了他从南京军管的硝烟到讲坛上的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