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定是石达开彼时在浙闽赣边境的战略牵制构成的间接支援。

这比吴定规的孤城死守与陈玉成的星夜驰援更具决定性意义，而理清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回援皖北的真实动因，恰恰是理解这一战略价值的关键入口 。

长期以来有种误解，认为陈玉成、李秀成是不愿跟石达开走而自行留下防守，实则与史实相悖。

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收录的石达开致洪秀全奏报，1857年9月石达开在安庆明确表态“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 。

德兴阿奏称抄得石达开寄洪秀全"伪章"，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

清方记载将石达开调兵回援表述为"概回金陵"，并提及他计划赴援江西、窜扰浙江。

这并非将领的自主选择，而是石达开基于全局战略的主动部署，他深知天京外围防线的稳固对太平天国存续的重要性，即便自己因洪秀全猜忌而避祸离京，仍以大局为重遣返核心将领镇守关键区域 。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对清军兵力调配的记载恰好印证了石达开间接支援的决定性作用 。

1858年春夏，石达开率十万大军入浙攻衢，继而转进福建，虽未直接参与三河战事，却如同一把利刃插入清廷东南财赋重地，迫使咸丰帝急调江南大营、湘军及各省绿营驰援。

据《剿平粤匪方略》记载，仅浙江战场就牵制了清军四万余精锐，其中包括原本计划支援皖北的张运兰、刘长佑等湘军悍将 。

这种战略牵制直接造成了两个清军的致命后果：

一是李续宾率六千湘军精锐入皖后，清廷无法增派有效援军，使其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后“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进至三河时已成强弩之末。

二是湖北巡抚胡林翼虽察觉李续宾孤军冒进的危险，却因石达开部在赣东的活动而不敢轻易抽兵，眼睁睁看着湘军最精锐的部队陷入绝境。

相比之下，吴定规的坚守固然重要，他率不足千人的守军依托三河新城与九座外垒，在湘军优势兵力猛攻下身负死令坚守十四日，一日五文告急却始终未弃城，毙敌千余并消耗了湘军锐气，为陈玉成驰援赢得了宝贵时间，但这都是在清军无援的基础上进行的。

虽然陈玉成的快速驰援与战术指挥同样精彩，他在攻破江北大营后即刻抽兵西上，经巢县、庐江直抵金牛镇，切断李续宾后路并布下包围圈，又奏调李秀成部为后援，会合吴如孝、张乐行的捻军形成十万大军的合围之势，最终在11月15日一战歼敌六千，阵斩李续宾与曾国华，创下太平天国后期最辉煌的歼灭战战绩 。

然而细究史实便知，陈玉成能够顺利实施这一围歼计划，恰恰是因为石达开的支持：既提前将他部署在皖北战场拥有指挥权，又以浙闽远征牵制清军使其无法形成救援合力 。

更值得注意的是，石达开虽已出走，却在1858年先后派遣六支部队回援天京，其本人东进浙闽的军事行动也始终以“牵制清军、减轻天京压力”为战略目标，这种“身在江湖、心忧天国”的战略配合，才是三河大捷背后最容易被忽视的决定性力量 。

1860年朱衣点等将领率部“万里回朝”是后话，与1858年三河之战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彼时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的行动轨迹，清晰印证了石达开战略部署的有效性。

吴定规的坚守是这场胜利的基石，陈玉成的驰援是刺穿湘军心脏的利刃，而石达开的间接支援则是抽走清军整个战场支撑的那只手，三者相辅相成，却以战略层面的牵制作用最为关键，这也正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斗争中“局部胜利离不开全局策应”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