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闯入中南海被卫兵拦下，大声质问是否见毛主席还要提前联系？
1952年初春，北京西郊的军区招待所里，一位肤色黝黑的中年军官背着弹孔累累的挎包，在走廊里踱步静候分配——他叫李德才，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脖子上还挂着碎片留下的疤痕。
大批从前线调回的老红军正陆续走上地方军分区岗位。千军万马时代过去，新的任务却不轻：训练民兵、支援生产、修筑工程。比起枪声与炮火，这种细碎而漫长的工作更考验耐心与魄力。李德才自言“还没死透”，想的却是怎样把经验换成建设的劲头。
很快，他接到命令：赴河北保定任军分区司令员。文件送达那天，他没来得及换下旧军装，拎起水壶便登上北去的火车。火车轰鸣压过呼啸的北风，车窗外麦田翻浪，他在心里琢磨：这回要修的恐怕不再是壕沟，而是道路、操场和食堂。

初到保定，营区的景象与战场同样严酷：雨季泥塘，旱季尘沙，战士洗个澡得步行数里。李德才说得少，动手快，先把警卫班召集起来，用废砖填路基，用旧木料架排水槽。官兵齐上阵，三个月铺出两条硬化甬道，还搭起了一座能烧热水的简易澡堂。地方报纸报道此事，称其为“带着弹痕修路的司令”。
但新难题随即冒头。1958年春，军分区计划修一块标准篮球场，训练和文体活动都靠它，可水泥是统配物资，地方指标早被基建工地分光，两个月批不下一袋。李德才想起长征途中曾被毛泽东称赞枪法，那份旧情谊或许能派上用场，他决定亲赴北京把困难说清。

与秘书顿良弼一道，他抵京后直奔中南海东门。按程序需先行请示，而他手里没那张“请柬”。岗哨婉拒，李德才取纸写下“李德才（大渡河）”五个字，托一个在门口玩耍的孩子递进门去。不到黄昏，勤务员前来邀请，二人被领进丰泽园。
见面时，毛泽东看着这位老部下，关切地询问了战伤状况，随即让工作人员记录所需水泥数量。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李德才当晚仍住招待所，第二天保定军分区已接到调拨电报。
几辆卡车把水泥送进营区，尘土飞扬的空地迅速变成两块齐整的篮球场。剩余的几十吨材料，被他转送邻近的徐水县一所乡村小学。孩子们第一次在结实的水泥地上做广播体操，校长激动得连声道谢，而李德才只是拍了拍裤腿灰尘，催着司机返程。

许多人好奇，为何中央领导对这位地方司令员印象深刻？答案可追溯到1935年的大渡河。那年5月22日，红军急需北渡，岸边只剩一条木船，敌军火力封锁。李德才率机枪排匍匐至河沿，以连续点射压制对岸碉楼，掩护突击队抢占安顺场。18名勇士先行登岸，红一团随后全部通过，十万大军得以脱险。战役后，李德才与赵章成并列“渡河功臣”，高层将他粗布缠腿、军裤后前不分的形象牢牢记在心里，“土佬”一名由此传开。
此后十余年，他在平型关、黄土岭、百团大战、清风店、太原等地拼杀，身上留下十多处伤口。抗美援朝期间，担任志愿军68军203师副师长，在铁原一线被炮片削去半只左耳，仍坚持指挥。也正因这股子拼命劲，回国后被选中到保定主持军分区工作。
和平岁月里的李德才，把战时的组织力挪到了民生建设：井盖坏了，他领人焊；仓库失火，他抡斧子破门救火；冬天缺煤，他带队和地方矿山磋商，硬是凭旧日战友的交情换回数十吨煤炭。部队生活日渐改善，民兵训练也条理分明，老百姓口口相传“那个土佬，心热得很”。

1959年6月，连续奔忙后的他突发心脏病，终年56岁。清点遗物时，人们在军装口袋里发现一支黑檀木钢笔——那是1958年北京之行时领袖赠送的纪念，笔帽磨亮，显见常年使用。同年夏末，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保定营区那片硬朗的水泥球场至今仍在使用，场边的水泥基石上刻着一句话：大渡河的子弹停了，操场上的哨声不能断。
战争已成历史，枪声远去，而在那条简朴的甬道、在篮球的击地声里，依旧能听见一个江西汉子奔跑时踏实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