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因身体不舒服在本院进行手术，谁知术后7天不幸去世。丈夫王建国调查出医院的惊人真相。


熊卓为时年49岁，生于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她本人在心血管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生活规律，身体底子一直不错。


转折发生在2005年底，她常感到腰腿疼痛，起初以为是劳累所致，但症状迟迟不缓解。作为本院职工，她自然选择了最信任的北大医院。


经检查，熊卓为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效果并不理想，骨科医生建议进行手术。


主刀医生是骨科主任，技术过硬，再加上“自己人”的便利，熊卓为和家属对手术充满信心。她的丈夫王建国，同样身处医疗系统，也是北大医院的骨科医生。


夫妻俩都没把这当成太大的风险。2006年1月23日，熊卓为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过程很顺利，主刀医生也告知家属一切圆满。按照常规流程，术后只要平稳度过恢复期，出院只是时间问题。


术后第二天，熊卓为开始感到胸闷、气短。这并不是普通的术后反应，心血管专家的直觉让她感到危险，她曾向身边人表达过自己的不安。


病情急转直下，术后第三天，她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检查结果证实了最坏的猜测：肺动脉栓塞。


肺栓塞是骨科大手术后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由于手术创伤和术后卧床，下肢静脉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游走到肺部堵住动脉，致死率极高。


对于这个致命的并发症，医学界有着明确的预防和抢救规范：术后的抗凝治疗和一旦发生栓塞后的紧急溶栓，是抢回生命的关键。


可惜，熊卓为没能等来有效的抢救。1月31日，距离手术仅仅过去7天，这位潜心研究心血管疾病的教授，因肺栓塞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在自己医院的急诊观察室内永远闭上了眼睛。


从满怀希望的常规手术，到阴阳两隔的悲剧，仅仅一周。面对妻子的骤然离世，王建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错愕中。

同为骨科医生，他太清楚腰椎手术的常规路径，也太清楚肺栓塞虽然凶险，但绝非不可预防和不可抢救。术后为什么没有及时抗凝？出现症状后为什么没有迅速溶栓？种种疑问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带着这些疑问，王建国开始查阅妻子的病历。当病历资料一点点铺开在眼前时，他看到的不是一场不可抗拒的医疗意外，而是一连串触目惊心的违规与疏漏。



病历显示，熊卓为在术后第二天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但并未引起管床医生的足够重视。


更为致命的是，在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危期，术后的抗凝药物使用并不到位，甚至在出现肺栓塞的先兆后，抢救也显得迟缓和无力。


但真正让王建国感到不寒而栗的，是那些出现在病历上的名字。


在熊卓为术后病程记录和抢救记录上签字的医生，王建国并不陌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这几个人根本就没有独立行医的资格。


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这几位参与熊卓为术后管理甚至抢救的“医生”，此时仅仅是北大医院的在读医学研究生。他们既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也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王建国惊怒交加。自己的妻子，一位北大医学教授，在自家医院做手术，术后的生死关头，竟然被交托给了几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实习生！


他们没有独立判断病情的资质，也没有独立下达医嘱和抢救的权力。


在肺栓塞这个以小时甚至分钟计算的抢救窗口期，这些实习生显然无法做出专业且果决的判断，生生错失了挽救熊卓为的最后机会。


在病历上，本该由上级医师审核签字的地方，存在着明显的代签和补签痕迹。


按照医院规定，实习生书写的病历必须有合法执业的上级医师审阅修改并签字，但在这份病历中，上级医师的签字形同虚设，实习生实际上承担了本该由正式医生承担的诊疗工作。


王建国决定站出来，为妻子讨回公道。他将北大医院告上了法庭，指控医院安排无执业资格的医学生独立从事临床诊疗，导致错失抢救时机，构成医疗事故，甚至涉嫌非法行医罪。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数年，也撕开了中国教学医院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秘角落。


在法庭上，北大医院的代理律师矢口否认“非法行医”的指控。医院的辩护理由很具代表性：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学医院，承担着培养医学后辈的重任。


医学生在临床阶段的实习和规培，是医学教育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法律允许的带教行为。


医院认为，于峥嵘等人的行为属于在教学医师指导下的临床实践，不属于非法行医。


2009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认定，北大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与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但在“非法行医”的定性上，法院并未支持王建国的刑事指控，认为这属于医疗管理上的违规，而非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罪。

信息来源：北大第一医院被告“非法行医”案二审将择日宣判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