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蒋梦麟在考察兵役状况时发现贵州等地壮丁待遇极其残酷，其中胡启儒管辖的壮丁收容所情况尤为恶劣。蒋梦麟对此十分愤怒，便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道："恶人，我来当，我直接到重庆面呈蒋委员长。"于是，蒋梦麟先生将此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梦麟是浙江余姚人，早年赴美，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极少数获得西方顶尖院校博士学位的教育学者。

1930年，蒋梦麟接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做就是十五年，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久的校长之一。蒋梦麟主持北大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我当校长，蔡先生当家，胡先生主持学术风气。"蔡先生指蔡元培，胡先生是胡适。

这话听来谦虚，实则也道出了蒋梦麟处事的一贯风格，能担责，不争功。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参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坚持办学。

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共同出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是联大实际的主持者之一。

这次视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身份，走遍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带。战时征兵乱象，蒋梦麟此前已有耳闻，但亲眼所见还是让蒋梦麟心里发沉。

在贵阳的一处壮丁收容所里，蒋梦麟碰到几个操着广东话的壮丁，便上前询问从哪里来。对方答说是广东曲江。蒋梦麟又问来了多少人，壮丁停顿了一下，说出发时七百来号人，现在只剩十七个了。

蒋梦麟追问是不是大部分都跑了，壮丁摇摇头，说路上都是荒地，能跑到哪儿？死在途中的，饿死的多，病死的也多。

从曲江出发七百人，走到贵阳只剩十七个，这不是个例。当时国民政府的《兵役法》规定，年满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均须服役，各省县逐级向下摊排名额。

有钱有势的家庭可以行贿或花钱雇人顶替，真正被强制押解的几乎全是贫苦农民。押解途中饮食匮乏，医疗几近于无，大批壮丁还没抵达前线便已死在途中。管着贵阳这处收容所的，正是时任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胡启儒。

胡启儒此人履历颇为复杂，南京保卫战期间曾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2旅少将旅长，因临阵脱逃被记劣迹，此后辗转调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1941年再改任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就这样一个身上带着污点的武官，手里却握着数千壮丁的生死。

蒋梦麟到达昆明后，见到了在云南任职的陈诚，将沿途所见逐一讲了出来。陈诚听完大为震怒，当场表示可以代为上报蒋介石。蒋梦麟婉拒了，坚持说这件事由蒋梦麟自己去报。

这不是客套，蒋梦麟一贯如此，能担的事从不推给旁人。随后蒋梦麟将此行调查材料整理成稿，亲赴重庆面呈蒋介石，专门点出了胡启儒管辖区域内壮丁大量非正常死亡、管理极度混乱的具体情况。

蒋介石看过报告，当即命人赴贵州实地核查，结果与蒋梦麟所报逐条吻合。更出人意料的是，调查人员还另外查出了胡启儒在当地私自种植、贩卖鸦片，并向兵役署署长程泽润行送巨额贿赂的证据。

程泽润身为主管全国兵役征召的高级官员，对辖下壮丁大批死亡负有直接监督之责，却收了胡启儒的贿赂，对种种劣行选择沉默，最终也被一并纳入调查。至此，这件事越查越深，已不再是单纯的地方腐败问题。

1942年8月1日，胡启儒在贵州被捕，押解重庆，移送军事法庭。

信源：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一手亲历史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兵役署、军事委员会军法审判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