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面上是国民党中将，实际上却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伯承评价他：“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这句评价说的是刘宗宽。

1949年那场西南防务会议上，他交出一份研判报告，硬是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引到了死胡同。

蒋介石身边谋士如云，凭什么偏偏信了他？

1941年的翠华山牢房里，阴冷潮湿。刘宗宽坐在枯草上，等候着行刑的日子。

几个月前，他还是暂编第十五师师长，带兵驻防黄河边。

任上他一查到底，端掉了一个走私贩毒的团长。

谁知这团长是顶头上司胡宗南的心腹。胡宗南咽不下这口气，反手给他扣上走私的罪名。

胡宗南还拿他舅父是杨虎城这件事大做文章。

编造出他是杨虎城外甥的说法，直接将密告递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案子很快被送到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部。明明是子虚乌有，可没人敢去驳胡宗南的面子。

一份充满破绽的判决书，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报了上去。蒋介石看完卷宗，根本没有细查，大笔一挥，批了两个字：枪决。

行刑的日子一天天逼近。韩兆鄂、韩练成急得四处求人。他们硬是请动了冯玉祥出面。

冯玉祥当面替他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这才松口，把死刑改判成十三年徒刑。

到了1943年底，经郭寄峤、鹿钟麟等人出面担保，刘宗宽才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迈出大牢。

跨出铁门的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高墙。差一点掉脑袋的教训，让他对这个政权彻底寒了心。

没过多久，经韩兆鄂、郭则沉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便是农工党的前身。

往后几年，他一路做到重庆行营参谋处长。

这身黄呢子军服越穿越合身。他替国民党办着差事，心却早飞到了对岸。

可这条隐蔽的线，在1947年秋天差点断成两截。单线联系人郭则沉去了香港，音讯全无。

这一断就是快两年。

1948年夏天，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刘宗宽找到农工党的老同志庄明远。

“这军装我穿不下去了，干脆直接去解放区。”他把军帽往桌上一摔。

庄明远一把按住他的手腕：“你是预先埋下的棋子，要等最后发挥作用，事关大局，绝对不能动。”

这句话把他钉在了原地。没有上级的指令，每一天都像在走钢丝。

熬到1949年初，他实在等不住了。他又去找庄明远，托他去上海找郭则沉牵线，越快越好。

几个月后，同乡房显志突然找上门。两人在客厅对上暗号。断了近两年的线，总算接通了。

二野的情报网，再次将他纳入其中。

8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西南防务大会。军政要员在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主张守川东，有人提议退保西康。

蒋介石坐在主位上，满脸焦躁。刘宗宽看准时机，把准备好的研判报告递了上去。

“共军贺龙部重兵集结陕北，必将从川北南下，直取成都。”他指着地图，语气坚定。

蒋介石连连点头。这话正中他最忌惮的痛处，西北方向向来是他的心病。

刘宗宽趁热打铁，接着说：“川东道路崎岖，共军绝不可能从湘西大举迂回。防务重心，必须死守川北。”


蒋介石当场拍板。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就这样被死死钉在了川北防线上。

防线的重心一挪，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兵力被刘宗宽大笔一挥全部抽空。

可地图上空出来一大块，总得有个掩人耳目的说辞。

他在纸上画了个圈，挂出一块“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的招牌。司令由当地专员兼任，底下全是保安团，半个正规军的影子都没有。

这片地界名义上归宋希濂管辖。刘宗宽行文时故意含糊其辞。

宋希濂想管，却根本抓不到实权，成了个上不管下无兵可用的空架子。

有一次开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盯着地图，当面发难：“长江以南怎么不设防？”

刘宗宽面不改色，随口答道：“计划正在修改，随后下发。”几句话就把对方堵了回去。

11月，二野主力犹如神兵天降，直接从这片空白防线杀进川东。重庆外围的口子瞬间被撕裂。

蒋介石大惊失色，急令调集八百辆汽车，去川北把胡宗南的部队拉回来救驾。

密令刚出作战室，刘宗宽转手就把情报递给了地下党。国军的汽车轮子还在半路上转，解放军的急行军已经抢先扑到了重庆城下。

大势已去。国民党高层争相挤上专机逃命。有人在舷梯旁催刘宗宽快走。

他摆摆手说：“还有机要公务要交代，我坐下一班。”

人去楼空，他留在了重庆。他连一张纸都没烧。完整的重庆城防图纸、兵要地志，还有水厂电厂的档案，原封不动地交到了解放军手里。

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最终免遭大规模战火洗劫。

重庆解放后，刘宗宽出任二野高级参议。可他后来的路并不平坦。

1956年，他调回四川工作。没过多久，历次运动接踵而至。

他因历史问题接受审查，被关押了五年半。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得以平反昭雪。

晚年他跌伤住院。在病榻上，他一次又一次写下入党申请书。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1992年，他病重在床。组织派重庆市委同志赶到医院，站在床前告诉他，入党申请已经批准。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网、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