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云南昆明，男子与5名朋友聚餐饮酒，喝至晚上22点，又去KTV唱歌喝酒，直到凌晨才散场打车回家，男子下车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发生事故，被交警认定为事故全责，家人向5名朋友索赔34万，法院会如何判决？

刘东死亡后，家属最难接受的一点，是当晚明明有5名朋友在场，刘东已经喝了不少酒，最后却还是独自骑上电动自行车。家属认为，共同饮酒不是喝完就散，发现同伴醉酒后，还应当阻止危险行为。

5名朋友则认为，众人已经叫了网约车，把刘东送到公租房附近，刘东后来自行取车，属于个人决定。

这场争议并不只看谁喝了多少，更要看谁有能力阻止危险。2021年6月5日，江苏宜兴的刘某组织朋友聚餐，戴某又叫来陈某。陈某到场前已经喝过酒，饭后仍骑电动自行车离开，途中摔倒，头部受伤，两日后死亡。

法院调取监控后发现，席间虽然有人口头劝过，但没有采取保管车辆、联系家属、安排护送等实际措施。

刘某是组织者，戴某是直接邀请人，两人各承担4%责任，与陈某不熟的费某承担3%。这个结果说明，同桌人数不是分责依据，组织关系、了解程度和控制能力才是关键。

另一案的责任更重。2023年1月，郑州N某聚餐饮酒，S某没有饮酒。散场后，S某原本驾驶N某的汽车送N某回家，途中却把驾驶位置交给已经饮酒的N某，随后又下车离开。约7分钟后，N某驾车发生碰撞，14天后死亡。

法院认定，S某已经主动接手护送任务，也实际掌握车辆，却又把车辆交还醉酒者，放任风险继续扩大，最终承担30%赔偿责任。未饮酒不等于没有责任，接受护送后，义务会比普通同桌人员更具体。

还有一种情况发生在送医环节。2022年11月，北京东城区李某邀请5名同事聚餐，李某中午已经喝过白酒，晚上又饮用较多白酒和啤酒。接近凌晨时，李某突然倒地，嘴唇发紫，呼吸微弱。

同事拨打120后，因为急救车辆暂时无法立即到达，几人准备自行送医。途中李某出现打呼噜现象，几人误以为情况缓解，又取消急救，把李某送回宿舍。

凌晨3时左右，李某无法被唤醒，再次送医后死亡。法院认为，5名同事已经发现明显异常，不能仅凭打呼噜判断危险解除，取消急救延误了处置，因此共同承担4%责任。

回到昆明案，刘东当晚先喝白酒，后到KTV继续喝啤酒。散场时，纪林安排网约车，说明众人已经意识到饮酒后不宜自行驾驶。

但刘东到达公租房后又骑走电动自行车，以较高速度行驶，最终撞上排水沟外围栏立柱。交警认定刘东醉酒驾驶、超速行驶，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法院审理时，没有把交通事故全责直接等同于民事赔偿全部免责。刘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饮酒后不能驾驶，仍然骑车上路，对死亡结果负有主要责任。

罗娟、纪伟、纪林参加饮酒过程，对刘东醉酒状态有所了解，却没有有效阻止刘东取车离开，注意义务没有完全履行。郭某没有饮酒，李丽主要照看醉酒的罗娟，法院没有认定两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核定损失约140万元，刘东自行承担90%，罗娟、纪伟、纪林共同承担10%。其中罗娟承担5.6万元，纪伟、纪林各承担4.2万元。

这个判决没有否定成年人对自身安全的首要责任，也没有放过明知危险却未有效劝阻的共饮者。共同饮酒本身不是过错，真正决定责任的，是危险已经出现后，各人究竟做了什么。

信源：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