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宋庆龄在她的《追念毛主席》里写道：“毛主席是我一生有幸遇见的，最明智的人！”“毛主席清晰的思想与指引，带领国家不断赢得胜利！”
这篇手稿并不是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仓促写成的。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主席相继逝世，宋庆龄的身体与心情都受到很大影响。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一年内失去几位多年相知的朋友，让她久久无法平静。
直到一年多以后，她才慢慢收住悲痛，重新回望过去。此时距离1945年重庆初次会见，已经过去三十二年。她写下的不是一次见面带来的好感，而是经过战争、谈判、建国和建设检验后留下的判断。
两人正式见面以前，彼此已经通过实际行动有所了解。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依托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内外募集药品、医疗器材和生活物资，设法送往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地群众。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抵达重庆参加谈判。两天后，也就是8月30日，他专程来到宋庆龄寓所，感谢她在抗战时期给予根据地军民的帮助，并向她介绍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的主张。
抗战刚刚胜利，百姓盼着休养生息，国家前途却仍充满变数。宋庆龄关心的是能不能避免新的战乱，让普通人过上安稳日子。交谈中，她感受到毛主席考虑的并不只是眼前谈判，而是中国今后该走什么道路。
9月8日，宋庆龄又在王安娜陪同下前往桂园，参加毛主席、周恩来举行的茶会。几次接触下来，她对毛主席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她看来，这位领导者既能把握复杂局面，又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四年后，历史来到另一个关键路口。1949年6月19日，毛主席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信中说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国家建设的大计需要共同商议，希望她前来北平，以便当面请教。
这封信的分量，不只在于措辞诚恳。宋庆龄在海内外有着很高声望，也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毛主席邀请她参加建国筹备，说明新中国的创建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要团结一切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
宋庆龄过去因为孙中山先生在北平病逝，对这座城市一直怀有复杂感情。但面对国家即将迎来的新局面，她把个人情绪放到一边。8月26日，她从上海登上北上的列车，两天后抵达北平正阳门东车站。
1949年8月28日下午，列车缓缓进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以及多位民主人士早已等候在站台。车刚停稳，毛主席便登上车厢欢迎宋庆龄。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却把尊重和信任表达得十分清楚。
重庆见面时，他们讨论的是中国应该走向哪里；北平重逢时，他们已经准备一起筹建新中国。宋庆龄随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正式投入新中国的创建与建设。
此后的岁月里，她继续关注妇女儿童福利、文化教育、世界和平以及对外友好工作。毛主席对她的重视，也没有停留在迎接、宴请等礼节上，而是体现在对她经验、威望和实际作用的充分认可上。
1956年8月，宋庆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十天行程中会见当地领导人，并同社会各界和华侨广泛交流。她回国后，毛主席邀请她一起吃饭，详细听取访问情况。
两人还谈到同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加强亚非国家团结等问题。宋庆龄后来把这次谈话特意写入手稿，说明她真正记住的不是一顿饭，而是谈话中表现出来的眼光：处理国家关系，不能只看一时得失，还要为长远留下空间。
1961年5月11日，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期间，又专程前往淮海中路寓所看望宋庆龄。两位老朋友谈了很久，并在孙中山先生画像前合影。照片没有复杂的布置，却把几段历史自然连接在了一起。
宋庆龄经历过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见过国家最困难的样子，也见证了人民生活和国家面貌发生的变化。她评价一个人，不会只听一两句话，更看重对方在关键关头作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最后给国家带来了什么。
所以到了晚年，她写下“思想敏锐，识见远大”“目光远大”等评价时，文字显得格外克制。没有过多形容，没有刻意渲染，反而更有分量。因为这些话的背后，是几十年的亲眼所见，也是许多重大时刻的共同经历。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宋庆龄平时写文章，常常先写英文，再翻译成中文，《追念毛主席》却是她直接用中文写下的晚年作品。1978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这篇文章经她审阅后正式刊发。
这段往事最让人感动的，不只是两位重要人物之间的友谊，更是他们如何看待国家、人民和责任。真正牢固的信任，不能靠一时热情，而要经过风雨和岁月的反复检验。宋庆龄在八十多岁时重新写下这些记忆，也是在告诉后来人，评价一个人，要看他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怎样选择，又把普通百姓放在什么位置。
重庆寓所里的长谈、北平车站上的迎接、上海客厅中的合影，如今都已成为历史画面。但这些画面放在一起，仍能说明一个朴素道理：只要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即使经历不同、身份不同，也能在前进方向上相互理解、彼此支持。宋庆龄晚年的这篇短文，正是几十年相知相交之后留下的一份真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