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

罗阿·萨米尔被炸毁的家。受访者供图

莫萨布·阿布·托哈诗集《喧嚣森林》。

里法特·阿里尔作品集《如果我必须死去》。

巴图尔·阿布·阿克林诗集《48公斤》。

以上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巴勒斯坦文学生长于废墟与炮火，却从不匍匐哀戚。在被封锁的土地上，文字为逝去的生命守住最后的故里，也为活着的人亮起不熄灭的光。

《如果我必须死去》正是这样一部来自加沙的作品集。巴勒斯坦已故诗人和学者里法特·阿里尔用诗歌和散文记录故土，时间跨度达13年的文字，让读者走进一个由无数具体的人、炽热的情感和向死而生的生命经验构成的真实世界，看到加沙人民始终以尊严、希望和爱回应苦难。

他的生命是一次壮烈的书写

生于1979年的阿里尔是土生土长的加沙人，他曾在加沙伊斯兰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他选择教授并使用英文写作，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加沙正经历的一切。他坚信，巴勒斯坦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叙事，“如果我不讲，那就是自私”。

2014年，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大规模军事攻势，长达50天的流血冲突造成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逾万人受伤。阿里尔的家被以色列的轰炸摧毁，年仅31岁的弟弟穆罕默德不幸遇难。在怀念文章中，阿里尔回忆这个腼腆却风趣幽默的弟弟如何成长，并出演加沙最受欢迎的儿童电视节目。为了妻子和一双儿女，穆罕默德倾力建起属于自己的公寓，却因封锁迟迟无法添置家具。战争夺走了一个儿子、一个兄弟、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生命，夺走了无数个未能讲完的故事。

“要不要拥抱孩子？”“能不能让孩子吃第二块饼干？”“全家人是睡在同一个房间，还是分开睡？”对阿里尔来说，这些生活日常却都成了抉择：每一次拥抱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次，第二块饼干可能是最后一口食物……阿里尔提出的这些问题，读来惊心动魄，又沉重如山。

在阿里尔看来，以阅读和写作来抵抗战争对文明的摧毁，是最好的反击。他带领学生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引导学生在阅读与对话中突破偏见、理解人性，涵养坚定意志和高尚人格。他创立社团，鼓励年轻人勇敢执笔。

《如果我必须死去》是阿里尔2011年献给女儿希玛的诗作：“如果我必须死去/你必须活下去/讲述我的故事/卖掉我的遗物/买一块布/和一些线/（做成白色的长尾风筝）/这样，加沙某个地方的孩子/仰望苍穹/等待着在烈火中离去的父亲——/那个没有向任何人告别的父亲/甚至没有向至亲告别/甚至没有向自己告别——/他看到风筝，你为我做的风筝，在空中翱翔/那一刻，他会以为是一位天使/带来了爱/如果我必须死去/让它带来希望/让它成为一个故事。”

2023年12月6日，阿里尔遭以色列空袭身亡。此前他曾收到无数死亡威胁，最后一通匿名电话甚至明确指出了他的位置。他被迫离开，但炸弹还是找到了他。他去世后，《如果我必须死去》被翻译成40余种语言，人们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纪念他：朗诵、歌唱、放起白色长尾风筝……2024年，同名作品集出版。但格外残酷的是，阿里尔在诗中对话的女儿，也在几个月后与她仅两个月大的孩子一同死于空袭。

阿里尔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写作。他曾说，写作是一种见证，是一段超越任何人类经验的记忆，也是一份与自我、与世界对话的责任，“我们活着是为了讲述关于失去、生存和希望的故事。”而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次壮烈的书写。

“我写作，故我存在”

书写即抵抗。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失去家园的人们流散四方，其中大量涌入加沙，并长困于此。“我写作，故我存在”，一代代巴勒斯坦作家以笔为武器，无畏地记录着占领者犯下的种种暴行，并在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

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首次系统提出“抵抗文学”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反抗压迫和占领、呼吁自由和独立的文学。在持续的战乱中，作家们也发展出独特的表达风格，以象征和隐喻手法抒发情感。卡纳法尼创作于1961年的短篇小说《禁忌武器》是其中典范。

故事围绕巴勒斯坦老人阿布·阿里从外国士兵手中夺枪的故事展开。被占领当局禁止的枪（即标题“禁忌武器”）代表巴勒斯坦人武装抵抗的权利，主角阿里象征巴勒斯坦民众中沉默但渴望行动的力量，村庄和房屋则是巴勒斯坦人失落家园的缩影……作家精心编织了一系列象征符号。故事结尾，老人生死不明，妻子坚守屋中，开放性的结局暗示了抗争仍存希望。

长期的战争与流散，使“我是谁”成为巴勒斯坦当代文学反复追问的问题。对故土、人民和历史的书写，守护着民族共同的记忆。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是其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身份”是其诗作的核心命题。

当达尔维什在《身份证》中反复吟唱“记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时，他将一句诗化为一声呐喊：你可以不断盘问我，登记我的姓名、编号、子女数目，但你无法剥夺我作为一个阿拉伯人而存在的权利。这首诗也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精神与身份意识的重要符号，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巴勒斯坦抵抗文学创作。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两年多以来，大量作家、学者、教师、艺术家遇难。但一首诗的消逝，会催生出另一首诗的生长。生于1992年的莫萨布·阿布·托哈曾是阿里尔的学生和挚友，他写下：“别吃惊，当你看见/一朵玫瑰在家宅的废墟中/昂首挺立/这就是我们活下来的方式。”2025年，他的诗集《玫瑰朝上》被译为中文，中国读者可以从诗中聆听加沙的心跳。

巴图尔·阿布·阿克林今年21岁，也已出版她的首部阿英双语诗集《48公斤》。诗集由48首诗组成，每首诗都代表她的一公斤体重。“我把诗歌视为我血肉的一部分，所以我收集了我的身体——以防我被炸碎，没有人埋葬我。”

加沙女孩罗阿·萨米尔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诗。她的家遭到轰炸，亲人们在战火中丧生。即使流离失所，她也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的作品，还有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她告诉我，阅读是她的避风港，战争期间，她还开了一家网上书店，“我热爱收藏书籍，也希望在危急时刻帮助更多人读到书”。

阅读来自加沙的文字，很难保持全然的理性。那些文字像从硝烟里逃出的火种，带着灼人的热度，在记忆里毕剥作响。在报道加沙局势时，我总想起那首《如果我必须死去》。“向死而生”，这正是巴勒斯坦文学的一大特质，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作者们依然在文字里种下希望，等待后来人在废墟中将其拾起。当诗人写下自己的故事，他们也在对读者嘱托：或许我们无法阻止炮火，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忽视、不沉默，让硝烟下的故事继续被讲述、被聆听。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