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自传 早期行伍生涯 三十


前情提要：本文中，蒋光鼐第一次出现在蔡廷锴自传中，抢了他的营长职务。[捂脸][捂脸][捂脸]



我在广州医院休养了一个多月，右手终于痊愈，没有变成残废，这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出院回到部队后，我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听说你在北江受了伤，很久没收到你的信了，家里人都非常挂念。”其实我受伤住院后，本来就打算写信回家，但因为伤的是右手，没法握笔。本想请朋友代笔，又怕家里人多心，更加担惊受怕，所以受伤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

收到家信后，我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回信告诉了妻子，并把攻打肇庆时得到的赏金等款项，凑了一千元寄回老家。我想她一辈子受苦受穷，得到这么一大笔钱，一定会高兴坏了。在我们乡下，有一千元已经算得上是中等人家了，再也不用天天喝菜粥，也不用低声下气去借钱看人脸色了。没过多久，妻子回信说钱和信都收到了，字里行间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


评：蔡廷锴当兵十三年后，终于升到连级，一千块的确是笔大钱，以前他一年都没有几十块大洋的。蔡夫人的确是位贤妻，要照顾一大家子人。

当时，陈炯明的军队多次进犯广州都没得逞，又退回了东江一带，时不时地打打停停，骚扰一番。这时正值隆冬，我军奉命讨伐陈炯明，向东江进发。在博罗派尾一带，我们与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僵持了很久，谁也没能取得进展。

后来敌军发起反攻，滇军却在一旁冷眼旁观，见死不救。我军只好撤退到西江一带休整。之前失踪的团长戴戟脱险回来了，被调任为西江讲武堂堂长。我们营的营长缪培堃顺理成章地接任了第四团团长。

注：缪培堃很快就因病去世，他有个堂弟缪培南，有点名气，官职中将。

他走后留下的营长空缺，全团官兵都向我道贺，认为这个位置非我莫属。毕竟我当时已经是少校连长了，而且立过三次功，在同事中资历没人比我更深，我自己也觉得这营长肯定是我来当。

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上级竟然从外面找人，安排了蒋光鼐来当这个营长。我原本满腔的热情瞬间像被泼了冷水一样，心里极其难受。

评：蒋资历比陈铭枢，叶挺，张发奎还深，人家来当营长恐怕也是委屈了。

我暗自回想，自己在这支部队已经干了七年，冲锋陷阵不下几十次，为本团本营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况且我现在已经是少校连长了，如果连升迁都没我的份，那就算继续干下去，也肯定没什么指望了。我虽然深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遇到这种不平之事总想发声，可一旦发声，在这部队里也就待不下去了。我深深体会到“朝里无人莫做官”的无奈，不禁心灰意冷，于是下定决心辞职。

趁着新营长还没正式交接，我立刻向上级递交了请长假的报告，结果却没有被批准。当时旅部有个同事悄悄对我说：“有位高级军官说你是‘妄想’当营长，所以才不批你的假。”

听到“妄想”这两个字，我气得咬牙切齿。我把全连的枪械、公款等物品，一五一十地清点交接给排长廖木云等人，并给营长留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和同事们告别。当时我年轻气盛，对着同事们连说了几十个“请”字，便愤然登上了去广州的船。

后来，那位高级军官和我的团长、营长知道我是赌气离开的，赶紧派人到船上追我，说可以调我去当某个营的营长，或者独立机枪连连长，由我自己挑。但我当时已经铁了心要走，什么职位都不愿意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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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自传第一次提到蒋光鼐，其实蒋光鼐当营长时绰绰有余的，蔡廷锴不必吃味。


根据史料记载，蒋光鼐和张发奎、叶挺、薛岳确实是同一时期、同一级别的军官，甚至蒋光鼐的资历还要更深一些。

具体来说，1922年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的编制是这样的：

- 团长：陈可钰
- 团副官（少校团附）：蒋光鼐（时年33岁）
- 第一营营长：薛岳（25岁）
- 第二营营长：叶挺（25岁）
- 第三营营长：张发奎（25岁）

也就是说，蒋光鼐当时在警卫团担任的是少校团附（相当于营级级别的职务），和张发奎、叶挺、薛岳这三位营长同在一个团共事。虽然团附与营长同为少校级，但团附是团部核心幕僚，地位并不低于营长，且蒋光鼐比他们年长8岁，资历也更深。

到了1924年，蒋光鼐就已经升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团团长了，级别明显高于营长。

蒋光鼐来当营长，从资历和级别上来说确实是绰绰有余的，甚至可以说是"降格使用"。他后来更是做到了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和蔡廷锴一起指挥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粤军内部派系复杂、人事调动频繁，上级从外面调人来补缺也是常有的事。只是对作者来说，自己拼了七年命、立了三次功，结果被一个"外来户"顶了位置，心里当然不是滋味。这也恰恰反映了当时军队里"朝里无人莫做官"的现实。

蔡廷锴 十九路军

图一 蒋光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