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当年在北大数院并不耀眼，学习一度十分吃力。申请赴法深造时，除了数院老师提供推荐，大一时的地空学院班主任雷军也跨院为她写下推荐信。真正难得的，不是谁“拒绝了她”，而是多年过去，仍有人记得她的坚持，愿意再托她一把。

2011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前，王虹准备赴法国继续学习。为她写下推荐信的人，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雷军老师。

那时她转入数学科学学院已经几年，可这位大一班主任仍记得那个一进校就惦记着数学的学生，也愿意认真替她写下一份评价。

故事要从2007年说起。16岁的王虹从广西桂林来到北京大学，最初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物理专业，但她真正想学的始终是数学。

按照当时的转系要求，她既要学好本专业课程，还得补上数院的高等代数、几何学和数学分析等核心课。

地空学院协调选课，雷军和教务老师帮她处理手续，她就在两套课程之间来回奔跑，第二年顺利转入数学科学学院。

北大数院聚集了许多很早就接受竞赛训练的学生，王虹并不是成绩最醒目的那一个，她后来回忆，自己在那里像个“小透明”，周围同学太强，以至于一度忘了自己其实已经接受了扎实训练。

她没有很早就确信自己适合研究，也没有一直站在聚光灯下。

我认为，这段经历真正珍贵的地方，不是她后来获得了多大的成功，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尚未证明自己之前，曾得到过具体帮助。

协调几门课、解释转系要求、写一封推荐信，看起来都不轰轰烈烈，却可能正好构成通往下一阶段的台阶，教育里的托举，往往就发生在这些不显眼的环节里。

2011年，王虹通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北京组织的选拔，随后前往法国。她当时不会法语，而课程全部用法语讲授，只能依靠已有的数学基础，一边听课，一边在同学交谈中慢慢熟悉语言。

后来，她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和巴黎第十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

在法国学习期间，她有一个学期离开数学，转去接触建筑，还到巴黎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那段日子压力少了一些，目标却变得模糊。

她最终重新回到数学，不再反复追问自己够不够好，只把注意力放在能不能把眼前的问题想清楚。

我认为，这一点比“逆袭”更接近她真实的成长。很多人的道路并不是从头到尾坚定笔直，而是在怀疑、绕路和重新选择中逐渐成形。短暂离开不等于失败，恰恰是那次偏离，让她更确定自己为什么愿意继续做数学。

2013年，王虹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研究实习，听到拉里·古思讲解一个与关联几何有关的问题。她第一次强烈感到，前沿研究并非遥不可及的黑箱，复杂证明也可以被一步步理解。

第二年，她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并选择古思作为导师，研究方向逐渐转向调和分析、几何测度论以及挂谷类问题。

博士毕业后，她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

她的研究不是靠一次灵光闪现完成的，而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反复推进，一个困难拆开来看，换一种尺度再想，过段时间重新回来，结构才一点点露出轮廓。

2025年2月，王虹与约书亚·扎尔公开了一份127页的证明，解决了三维挂谷猜想，这个问题追问的是，在三维空间里，一个包含所有方向单位线段的集合，至少要占据多少维度。

两人通过多尺度方法，把不同方向、不同粗细的“管子”如何重叠的问题逐步控制下来。

我认为，真正说明她特点的，不只是“百年难题”这几个醒目的字，而是她能够长时间忍受不确定。

数学研究多数时候没有掌声，也没人保证方向一定正确，可能几个月只确认一个局部估计，几年后才知道它能否进入完整证明。

即时排名可以衡量阶段性的学习结果，却很难提前测出面对未知时的耐心和专注。

2026年7月23日，王虹在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她与邓煜成为首批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籍数学家，她也是菲尔兹奖设立90年来第3位女性获奖者。

国际数学联盟对她的肯定并不只限于挂谷问题，还包括她在傅里叶限制、弗斯滕伯格集合和福尔克纳距离问题等方向上的重要进展。

从2007年走进地空学院，到2008年转入数院，再到2011年前往法国，这条时间线并不是“被所有人放弃后突然翻盘”的戏剧。

雷军老师的推荐信是一个重要节点，但北大的数学训练、法国阶段的重新选择、麻省理工的研究引导，以及后来与合作者的长期磨合，同样构成了她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