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召开前，周恩来突然秘密更换了中央警卫部队，是什么原因呢？

1935年1月的遵义，中央红军刚从湘江血战中走出来，部队减员严重，追兵仍在逼近，中央机关却要在城内集中召开一场重要会议。周恩来此时调整会议警卫，考虑的并非个人得失，而是不能让任何意外打断中央决策。
从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的行军方向不断根据敌情变化。原来分设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也合并成中央纵队，许多笨重物资被陆续丢弃，整个中央机关跟随部队快速转移。
也就是说，当时根本没有安稳的后方。文件、电台、指挥人员和警卫力量，都集中在一条不断移动的行军线上。中央机关走到哪里，安全防线就要临时布置到哪里，警卫力量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表面上看，城门已经打开，部队总算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休整机会。可遵义并不是稳固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仍在外围调动，侦察、封锁和追击并未停止。
中央领导和军委机关进入城内以后，分别住进不同院落。人员往来一下多了起来，哪条街口需要设岗，什么人可以靠近中央驻地，哪些院门必须昼夜看守，都需要重新部署。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不是一次讨论日常工作的普通会议。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利，长征初期为什么连续受挫，红军以后向哪里走，军事指挥应该怎样调整，都要在会上认真研究。会议地点、参加人员和具体时间，任何一项提前泄露，都可能带来危险。
周恩来长期参与军事指挥和组织协调，对这些风险看得很清楚。遵义城虽然暂时掌握在红军手中，但城内情况复杂，部队和机关人员交错活动。原有警卫力量熟悉中央机关的日常安排，却未必适合直接承担这场重要会议的全部警戒任务。
于是，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临时调整了警卫部署。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次调整更像一次临战状态下的安全隔离。重新抽调纪律严、执行命令坚决的人员负责警戒，可以缩小知情范围，也能减少熟人随意进出、口头打听和私下传话等漏洞。
后来参加会场保卫工作的警卫人员，部分来自红一军团警备力量和红十一团警卫力量。他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守住院门，封锁通道，查验来人，确保会场不受干扰。
至于会议里面谈什么，普通警卫并不知道。
有警卫人员后来回忆，会议大多在夜间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与会人员陆续进入院内，外面的战士只负责警戒，不能随便交谈，更不能离开岗位。这样的安排说明，周恩来不仅要防外面的敌军，还要防止会议消息过早传出去。
当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
湘江战役以后，红军干部和战士都在思考失利原因。部队付出了极大牺牲，大家盼望改变原有的作战办法，这种心情很自然。可正常的议论一旦混进未经核实的消息，就可能越传越乱。
谁要负责，谁会被调整，谁将在会上受到批评，这类说法只要从中央机关附近传出来，就很容易被人当成真实消息。警卫人员离中央驻地最近，他们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往往比普通传闻更容易让人相信。
周恩来需要防住的，正是这种局面：会议还没开始，各种猜测已经在部队里跑了一圈。
会议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认真总结教训，但外面的警卫秩序必须稳定。只有把会场暂时同日常行军环境隔开，让与会人员不受干扰地把问题谈透，才能形成新的统一认识。
突然调换警卫，自然容易引起误会。博古当时负责中央工作，而会议又要总结长征初期的军事问题，任何不同寻常的安保变化，都可能让人产生联想。
周恩来没有让这种疑虑一直留下去。
遵义会议结束以后，中央红军于1月19日离开遵义，继续向川南方向转移。2月5日，部队到达川滇黔交界地区，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行工作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
当天，周恩来又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人谈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也谈到临时调换会议警卫部队的问题。周恩来的目的很清楚：该调整的工作必须调整，但不能因为一次必要的安全部署，在同志之间留下隔阂。
这场谈话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解释谁被调走、谁来站岗，而是把事情放回当时的大局中说明。周恩来既要推动军事指挥的改变，又要维护中央内部团结；既不能因顾及情面放松警戒，也不能让安保措施被误解成针对个人。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会场没有受到外部干扰，中央领导能够集中讨论红军面临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结束后，红军很快投入新的机动作战，中央指挥也逐步走向统一。
回头再看，秘密调换警卫部队看似只是一个局部安排，实际守住了三样东西：中央机关的安全、会议内容的保密和红军指挥系统的稳定。
周恩来当时没有多少犹豫的余地。外面是步步逼近的追兵，城内是一场关系红军前途的重要会议，部队中又存在急切求变的情绪。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混乱，都可能让刚刚得到的喘息机会迅速消失。
所以，这次警卫调整的真正原因，就是在复杂局面中提前排除隐患。防敌军侦察和袭击，守住军事机密，减少未经证实的消息扩散，同时给会议创造一个安静、可靠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