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西南军区成立，司令员没选刘伯承。毛主席却让贺龙当司令员，刘伯承任主席，这步棋高人一等！
重庆解放后，真正困难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仗虽然打赢了，西南却远远谈不上安稳。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地域辽阔，山高路险，不少县乡交通闭塞。残余武装、土匪和潜伏力量仍在活动，有的破坏交通，有的袭击基层政权，还有大批旧军人员等待接收、安置和教育。
这时候，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再打赢一场战役”，而是怎样把刚刚解放的大片地区稳下来。军队要统一指挥，地方要恢复生产，干部要尽快培养，铁路公路要修，进军西藏也要准备。几件大事挤在一起，不能只按过去野战军的班底顺势安排。
1949年10月13日，西南战役全面展开以前，中央就已明确新的分工：邓小平负责西南局全面工作，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也就是说，这不是战后临时换人，而是从进军西南之初，就把作战与日后治理放在一起考虑。
到了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在重庆复兴关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赓、周士第、李达担任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有关部队、贺龙率领入川的第十八兵团，以及各地军区力量，由此被纳入统一的指挥体系。
很多人容易产生一个疑问：西南主要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打下来的，为什么军区司令员不是刘伯承？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西南军区不是第二野战军简单换了一块牌子。它要统管整个西南的部队和防务，既有二野力量，也有从西北进入四川的部队，还要协调云南、贵州、西康等地的地方武装。让贺龙主持军区，有利于打破原有部队界限，把来自不同战区的力量真正拧成一股绳。
贺龙能够承担这项任务，也不是只因为资历深。他长期在湘鄂川黔一带活动，对西南的山地环境、地方社会和民族地区情况较为熟悉。成都战役期间，他率第十八兵团由陕南入川，与第二野战军南北夹击，堵住国民党军向西康方向退却的道路。
他既有统兵经验，也做过根据地建设和财经工作。西南军区成立后，部队不仅要剿匪，还承担护路、筑路、支援生产和保障进藏等任务。贺龙的工作范围，早已不只是带兵冲锋，而是要把军事行动与地方稳定连在一起。
刘伯承的岗位则更重，也更宽。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2月2日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7月27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重庆召开，西南大区的政务、财政、交通、教育和社会治理，逐步纳入统一管理。
当时西南缺的不只是枪和粮，更缺能够接管城市、管理县乡的干部。1950年3月，西南方面筹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训干部，并对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为新政权补充急需的人才。
成渝铁路的恢复建设，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军队抽调人员组成筑路队，地方组织民工参与施工。铁路修建不仅是交通工程，还关系到粮食、物资和人员能否在四川盆地内顺畅流动。军事上的稳定，最终还要落到百姓生活和经济恢复上。
进军西藏同样考验整个西南班子的配合。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向第十八军下达集结整训命令。部队确定后，粮食、被服、药品、通信和道路保障随即展开。前方行动由军队承担，后方却离不开地方政权和各部门支持。
邓小平在这个班子中的作用，是把军队、地方和党的工作连成一体。他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负责统筹大局。刘伯承抓大区治理，贺龙抓军区建设，邓小平负责协调，三个人不是互相分权，而是在共同任务下各有侧重。
刘伯承后来离开西南，转向军事教育，更能说明这项安排不是对他的冷落。1950年10月，他赴北京接受筹建军事院校的任务，11月30日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1月15日，学院在南京举行开学典礼。大批经历过战争的干部，开始系统学习现代军事理论和诸军兵种协同指挥。
从结果看，中央当时没有把“战功最大的人就一定继续当军区司令员”当成固定规矩。打天下需要能够指挥大战的统帅，治理新解放区却需要军政并举、分工合作。刘伯承的威望被用在西南整体治理和军事教育上，贺龙的经验被用在统一部队、剿匪整军和巩固边防上。
在我看来，这步安排真正高明的地方，不是谁压过了谁，也不是刻意制造平衡，而是岗位始终围着任务来设。西南刚解放时，最怕军政事务全压在一个人身上，也怕各支部队仍按过去的系统各管一摊。把三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放在不同位置，既保留统一指挥，又形成清楚分工。能让合适的人做最合适的事，比照着惯例排座次更重要，这才是这次人事布局值得回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