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塔尼亚胡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一个在非洲国家生活的人，如果去特拉维夫工作，“一天就能赚到一年的薪水”。
 
内胡还形容以色列像一个“吸尘器”，所有人都向以色列边境涌入，“短时间内非法移民就会大量到来，那将是以色列的末日”，所以他修建了“隔离墙”，隔离墙建成后，“非法移民数量降到零”。
 
他表示，以色列前往非洲，“接回我们的埃塞俄比亚兄弟姐妹”，所以“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为了人口结构的保护”，而是防止国家“被大批外来人群吞没”。按照内胡的说法，他要的是合法移民是纯粹的犹太人，埃塞有很多犹太人，接回他们可以让以色列变成由纯犹太人组成的国家。
 
近日，这段访谈引起讨论，内塔尼亚胡把边境、收入、宗教身份和国家人口结构，全部塞进了一套很简洁的说法里：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不只是签证问题，还关系到以色列究竟想把自己建设成什么样的国家。
 
他说非洲人到特拉维夫工作，一天可能赚到在本国一年的收入。这句话听起来很有冲击力，但更像政治人物用来说明收入差距的修辞，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工资数据。
 
非洲各国工资、物价和汇率相差很大，特拉维夫不同行业的收入也完全不同。真正的信息是，以色列经济水平较高，对周边低收入地区人口确实具有吸引力。
 
内塔尼亚胡担心的，是这种收入落差一旦碰上边境失控，会产生持续的非法越境。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边境线超过二百公里，过去一度成为来自厄立特里亚、苏丹等地人员进入以色列的重要通道。
 
以方公开资料显示，围栏主要部分在2012年至2013年前后完成，高峰期单月越境人数达到数千，境内相关人员也已达数万。
 
我认为，围栏的效果不能回避。一个国家决定谁可以从口岸进入、谁需要接受审查，本来就是主权的一部分。边境设施把大规模偷渡通道切断，也减少了人口走私和安全风险。可“降到零”仍是政治化的概括，因为围栏能改变路线，却不能让非法居留、逾期滞留、劳务需求和难民申请一起消失。
 
事情的难点也正在这里。非法入境者、经济移民、难民申请人和合法外籍劳工，并不是同一类人。有人为挣钱而来，有人逃离战争、迫害或长期动荡，还有人持合法签证入境后逾期停留。
 
把所有人放进同一个口袋，管理起来方便，现实却会被说得过于简单。以色列政府至今仍保留庇护申请、身份审查和自愿离境等程序，说明问题并未被一道围栏彻底结束。
 
内塔尼亚胡又把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与其他非洲移民区分开来。他的理由不是肤色，而是共同的犹太身份、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
 
以色列曾通过“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等方式接回大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其中1991年的“所罗门行动”空运了14325名贝塔以色列成员。这段历史在以色列社会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但把这套政策简单理解成“只要纯粹的犹太人”，并不准确。以色列现行回归制度覆盖犹太人，也涉及其子女、孙辈和配偶，具体资格还要经过材料和身份审查。
 
2026年2月，以色列议会委员会仍在讨论约一万九千名埃塞俄比亚申请者的等待问题，这恰恰说明，埃塞俄比亚背景并不等于自动获得入境和公民资格。
 
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这番话最核心的逻辑，是把移民分成“能够融入国家共同体的人”和“可能改变国家共同体的人”。
 
这与传统移民国家强调个人选择不同，更接近以色列长期坚持的“犹太民族国家”定位。对他而言，人口比例不是普通统计表，而是国家安全、选举政治、公共文化和未来制度走向的一部分。
 
支持这种主张的人会说，以色列国土不大、人口有限，周边环境又长期紧张，一旦失去边境控制，社会承受能力很快就会吃紧。
 
质疑者则会追问，国家保护人口结构时，怎样避免把需要庇护的人一并视作威胁，怎样保证审查透明，怎样让已经居住多年的家庭获得稳定、合法而有尊严的处理。
 
这场争论不能只用“是不是种族主义”六个字结束。肤色相同的人，因为宗教身份和法律资格不同，被纳入完全不同的政策通道；肤色不同的人，也可能凭家庭关系和回归资格获得身份。
 
这说明以色列的分界线既有法律成分，也有民族和宗教成分，三者缠在一起，才让问题格外敏感。
 
我的看法很明确，守住边境是国家的权利，审查移民也是政府的责任，但人口安全不能只靠一句“自己人”或“外来者”来判断。围栏可以拦住脚步，却不能替代法律；共同传统可以解释国家认同，却不能省略个案审查。
 
内塔尼亚胡这番话真正留下的问题，是以色列今后能否同时守住边境、国家属性和人的基本尊严。你认同他的划分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