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逼近成都，国画大师张大千靠着国民党高官张群的关系，弄到了最后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他带着四夫人徐雯波，还有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匆匆登机离开了。
 
1949年12月，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解放军已经从北面压过来，城里乱成一锅粥，有点门路的人都在想办法往外跑。
 
张大千也慌了。
 
他当时住在成都昭觉寺，身边堆着几十个大木箱，里面全是他这些年临摹的敦煌壁画。
 
这些东西，他看得比命还重。1941年到1943年，他在敦煌莫高窟待了两年多，带着十几个徒弟，点着油灯，一笔一笔把那些千年壁画临摹下来。
 
颜料用最好的，纸用最厚的，光是买材料就花掉了几百根金条。
 
他常说，这些画不是他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他得替后人保管好。
 
可现在，解放军要打进来了，他必须走。
 
问题是，怎么走？往哪走？
 
他找到了张群。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心腹，当时在成都还有点权力。
 
张大千跟张群交情不浅，两人都喜欢收藏字画，私下里常走动。
 
张大千找到张群，开门见山：“我要走，得带画走。”
 
张群想了想，给他弄到了三张军用机票。
 
最后一班飞台北的飞机，座位早就抢光了，这三张票，是硬挤出来的。
 
12月6日，张大千带着四夫人徐雯波，还有几十幅敦煌壁画临摹稿，匆匆赶到成都凤凰山机场。
 
飞机上挤满了人，行李堆得连过道都堵死了。
 
张大千的木箱子太大，塞不进舱，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硬是把箱子拆了，画一卷一卷塞进座位底下，才勉强上了飞机。
 
但他留下了什么？
 
他把自己的大夫人曾正蓉、二夫人黄凝素、三夫人杨宛君，还有几个孩子，全留在了成都。
 
大夫人和二夫人年事已高，不愿意走。
 
三夫人杨宛君当时正生着病，躺在医院里，张大千走之前去看她，说：“你先养病，等安顿好了我来接你。”杨宛君信了。
 
她等了一辈子，没等到。
 
还有他收藏的几百幅古画，也没带走。
 
那些画里有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的真迹，随便一幅拿出来都是国宝。
 
他把它们托付给了朋友，说“暂存”，后来这批画大部分进了四川省博物馆。
 
飞机起飞了。张大千透过窗户往下看，成都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影子。
 
他后来跟人说起那一刻，只说了一句：“心里空落落的。”
 
到了台北，他继续画画，名气越来越大，成了“东方毕加索”。
 
但他再也没回过大陆。敦煌，那个他待了两年多、临摹了两百多幅壁画的地方，他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
 
1983年，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临终前，他把那些敦煌壁画临摹稿全部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人说他自私，把国宝带走了。
 
也有人说，他当年要是不带走，那些画在战乱里能不能保住，谁也不知道。
 
是非对错，说不清。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1949年冬天，一个画家带着他的画，坐上了最后一班飞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的一生，就裂成了两半。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