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五纵兵临颐和园，前卫营长一度决心炮轰守敌，关键时刻只差一点闯下大祸
1948年12月初，河北蓟县孟家楼，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盯着地图，面前摆着的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进军路线，而是平津战役中一项不断变化的任务：既要迅速压迫北平守军，又不能让部队陷入城市坚固防线。
第五纵队入关前，作战方向曾指向平西北的南口。南口是平绥铁路要点，敌军经营已久，攻打那里并非没有胜算，但战役全局不允许各部队只盯着一座城、一处关口。随着西柏坡方面调整部署，五纵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北平西北和西南一带推进，任务由“夺取要点”转为“压缩外围、牵制守军”。
这种变化来得很快。1948年11月13日，东北野战军进行统一番号调整，部队正处于整编、补充和重新衔接阶段。第五纵队由万毅任司令员，刘兴元任政委，吴瑞林任副司令员，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辽沈战役留下的人员损耗和装备消耗，需要在入关前尽快弥补。

战场还未完全展开，13师便遭遇了一次严重打击。师长徐国夫负伤，政委李辉、政治部主任胡寅牺牲，师级指挥系统突然出现缺口。吴瑞林随即靠前，加强指挥。对一支即将担任前锋的部队而言，这不只是人员变动，更关系到命令传递、部队协同和官兵情绪。
但战斗没有因此停顿。13师所属部队沿着北平外围迅速展开，第13团担当前卫，向沙河镇等地推进。沙河镇是平绥铁路沿线的重要位置，守军依托既有工事抵抗。解放军采取炮火压制和步兵突击相结合的办法，很快撕开防御，随后又连续占领红山口、海淀附近若干据点，行动方向逐渐逼近香山。

前卫部队最危险的时刻，并不一定发生在枪声最密集的地方。进入颐和园、圆明园附近后，地形、建筑和敌情彼此交织。昆明湖一带有守军活动，园林建筑附近也可能被利用为火力点。第39团前卫营长王树礼根据眼前敌情，曾提出集中火炮打出突破口。
“敌情不明，不能只凭眼前几处火力判断。”团长张景耀当即表示，先查清情况，再决定是否强攻。
这场争论没有演变成个人意气之争。团部一面组织侦察，一面向附近居民了解守军部署。反馈显示，颐和园一带的敌军并不单薄，贸然炮击可能造成较大损失，也可能波及园内古建筑。对于正在推进的部队来说，火炮确实能提高突破速度，可一旦目标选择错误，军事收益未必抵得上由此产生的后果。

有意思的是，就在前卫准备行动时，上级关于保护颐和园等古迹的命令传到前线，要求部队避免使用炮火直接轰击，必要时绕行，等待主力配合。通讯员将命令送到后，张景耀、郭宝恒等人迅速调整部署，原本可能发生的炮击被取消。
圆明园方向同样没有采取简单的强攻。第37团受到敌军阻击后，转而避开正面坚固地段，寻找侧翼通路。这样的绕行看似放慢了速度，实际上保存了部队，也避免把战斗引向古迹密集区域。战争中的“快”，并不只是冲得快，还包括判断少走弯路。
12月13日前后，五纵部队占领香山，并继续向丰台方向施压。12月14日中午，丰台北部大井发生激战。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39团多次组织冲击，最终突破防线，缴获包括装甲车辆在内的一批装备。此时的第五纵队，已经从入关时的重新整顿，转入连续作战状态。

大井得手后，部队继续观察北平城防。广安门方向的建筑和城防形态，在紧张行军与敌情不清的情况下曾被前线误判，部队没有贸然深入，而是暂缓行动，等待新的命令。这个插曲说明，外围作战与城市攻坚并不是一回事，地图上的距离很短，真正跨过去却需要更准确的敌情和更周密的部署。
第五纵队这一阶段的行动，既有沙河镇、大井的正面突破，也有颐和园、圆明园附近的克制与绕行。军事命令不断调整，前线指挥还要面对伤亡、道路、民情和古迹保护等多重因素。颐和园没有遭到炮火直接轰击，五纵则继续完成对北平外围的压迫，战事由此进入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