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山东军阀韩复榘因弃守山东，受邀赴鸿门宴，最终在47岁生日前夜被枪决
1937年冬，山东济南城外，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韩复榘面临的已不只是守城问题，而是地方军队能否在中央调度下形成统一防线的问题。
韩复榘当时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山东北接平津，南连徐州，津浦铁路贯穿其中，一旦济南、泰安相继失守，华北与华中的联系便会受到严重冲击。这个位置重要，却也十分棘手。
韩复榘并非没有打过仗。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部队在德州、临邑、济阳等地组织抵抗，还曾进行夜袭桑园车站、夜袭大汶口等行动。战斗规模或许有限，但至少说明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准备放弃山东。

问题在于，山东军队长期带有地方武装色彩，装备、训练、补给都不理想。部队伤亡增加后，后方补充跟不上，中央与地方之间又缺少足够信任。战场上的每一次撤退，背后都牵动着军权、粮饷和政治归属。
这种性格并非1937年才形成。20世纪20年代，韩复榘曾在冯玉祥麾下任职，参加北方军事活动。后来他与冯玉祥关系恶化，兵权受到削弱，便转而靠近蒋介石。北伐及中原大战期间，他最终归附南京方面，并于1930年代初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在军阀割据的环境里，地方实力派往往要在中央、旧上司和其他军头之间寻找生存空间。韩复榘与石友三等人的交往，也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公开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这更让蒋介石对他的政治立场产生疑虑。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需要山东军队守住防线，却又不愿让韩复榘借战争进一步坐大。有资料记载，中央方面曾考虑向山东增援重炮部队，但实际调度并未完全按照韩复榘的要求落实。支援不足的事实，与双方之间的猜忌叠加在一起，逐渐削弱了山东战场的防御能力。
1937年12月，日军推进至济南方向，韩复榘判断山东正面难以长期坚持，决定放弃济南，退守泰安一带。李宗仁等人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济南是山东政治、交通中心，不能轻易撤离。韩复榘则认为，在缺少重武器和可靠援军的情况下，继续死守可能导致主力被围。

这项决定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济南失守后，山东防线迅速松动，日军沿交通线扩大占领区域。韩复榘的部队虽有过抵抗，但未能建立持续防御体系。把山东失守完全归咎于一个人，显然过于简单；但韩复榘作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无法回避撤退决策所产生的责任。
蒋介石没有把这件事仅仅看成一次军事失误。韩复榘与刘湘等地方实力派有过秘密联络，国民党内部又在加强中央军权。抗战初期，南京方面既要联合各派力量对日作战，又要防止地方军队保持过强独立性，韩复榘由此成为政治与军事矛盾的交汇点。
1938年1月，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召至河南方面。韩复榘抵达后被控制，随身武器也被收缴，随后押往汉口受审。何应钦主持审判，指控重点包括擅自撤退、丢失防地以及违抗军令等。韩复榘曾为自己的部署辩解，但案件的处理方向早已确定。

1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时年47岁，正值其生日之前。消息传出后，他的家属长期承受“民族罪人”的舆论压力。韩复榘的结局，既是山东失守后的惩罚，也是国民党加强军令统一、整顿地方军权的一次政治行动。
关于他的评价，不能只留下“弃守山东”四个字，也不能因为早期有过抗日行动，就替他洗去撤退责任。战场上的抵抗、地方军阀的私心、中央支援的迟滞，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整合，共同构成了这场悲剧。新中国成立后，相关评价出现调整，其遗骨后来迁葬北京香山公墓，家属所背负的长期污名也得到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