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相轻浮浅露，韩大任胆怯无能，吴三桂苦心经营的江西战略最终被彻底断送
1673年，江西吉安，高得捷面对清军围攻，做出的选择不是弃守，而是把有限兵力钉在城中。吉安后来失守，却并非因为这座城本身难以防御，而是因为吴军的指挥体系先出了问题。
江西在三藩之乱中绝非普通战场。它连接湖南、广东、福建，又控制着多条南北通道。吴三桂占据湖南后，若能在江西站稳脚跟，便可牵制清军南下，也能与耿精忠的势力形成呼应。清廷看得很清楚，所以康熙朝廷不断调兵，宁可从其他方向抽调力量，也要守住江西。
吴军早期推进颇快。夏国相率部进入江西，先后夺取醴陵、萍乡等地，声势一度压过清军。这个阶段，吴军的优势在于出兵突然，且湖南本部与江西前线距离较近，清军尚未完成部署。

但攻城得手，不等于战线稳固。夏国相占据的地盘分散，兵力需要分头驻守，粮道和援军线路也随之拉长。清军调集兵力后，开始寻找吴军各部之间的空隙。夏国相没有及时收缩阵线，反而继续维持扩张态势，结果被清军反击，先前夺取的据点很快出现动摇。
这场挫折暴露出一个硬伤：吴军前线将领的能力差距太大。夏国相虽有地位，却缺少稳定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军营管理也不够严整，指挥层沉溺于声势和享受，下面的部队便很难保持持续的进攻压力。战场上，松散的军纪往往比一次战术失误更危险。

局势真正被托住，靠的是高得捷。夏国相受挫后，高得捷率兵驰援。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正面硬拼，而是寻找清军调动中的空当，采取迂回和突袭，打乱清军部署。相关记载中，他曾以少量骑兵出击，造成清军阵脚混乱。兵力不多，行动却很坚决。
高得捷随后控制吉安，使这座江西重镇成为吴军的支撑点。清军多次进攻，他凭借城防、地形和部队执行力反复抵挡，吉安一度坚守数月。这里的价值，不只在于守住一座城，更在于牵制清军主力，使清军无法轻易把兵锋全部压向湖南。
有意思的是，高得捷守吉安时，吴军并非没有机会。只要后方能够持续输送兵力，周边将领能够及时呼应，清军即使占据调兵优势，也未必能迅速突破。然而吴军内部的军令传递并不顺畅，各部之间既有防区之争，也有对主将权力的顾虑。江西战局由此从攻守较量，变成了组织能力的比拼。

高得捷去世后，吉安主将更替，韩大任被推到前台。关于他的升迁，史料中多有涉及人际依附和权力运作的记载，但具体贿赂过程不能轻率坐实。可以确定的是，吴三桂集团在用人上越来越看重亲信关系与政治站队，军事履历和临阵能力反而没有得到同等重视。
韩大任接掌兵权后，面对清军压力，既没有延续高得捷的防守部署，也未能有效组织外线援军。王绪、陶继智、马宝等部虽有增援行动，却因为联络迟滞、配合不密，难以形成合力。前线主将一旦缺乏决断，后方兵力再多，也只能各自为战。
更严重的是，吉安危急之时，韩大任弃城而走，随后归降清军。城池失守并不只是一次战术败退，它意味着吴军在江西失去了能够牵制清军的核心据点。清军由此打通进军湖南的方向，吴军此前在萍乡、醴陵等地形成的攻势也随之瓦解。

江西战略的断送，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名将领胆怯。夏国相前期冒进，高得捷中途苦撑，韩大任接任后又无法承担指挥责任，三种表现连在一起，正好说明吴军缺少稳定的选将和监督机制。吴三桂拥有调兵决策权，却没有把这套权力转化为可靠的战场执行力。
清军收复江西后，南方战局的重心发生变化。湖南不再直接面对江西方向的持续威胁，清廷获得了更完整的进攻基地。吴军失去的，既是吉安和若干城镇，也是后勤纵深、兵力调度空间以及牵制清军的主动权。此后，吴三桂再想从江西打开局面，已很难恢复原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