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代史料，经常碰到一种奇景。
 
一个官员的头衔里写着"工部员外郎"，看起来是工部的官，管营造土木。但翻到他的实际履历，发现这辈子从没在工部待过，实际上在地方当知州，或者在朝廷某个完全不相干的机构任职。工部员外郎这个头衔，只是拿来定他的薪资级别用的，和职责两码事。
 
这套安排在宋代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寄禄官。顾名思义，寄放俸禄，不干实事。
 
要搞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得从唐末说起。唐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本来各有分工，三省六部的架构在制度层面相当完整。
 
但到唐中后期，皇帝开始习惯另起炉灶，把实权交给翰林学士、枢密使之类的新设机构，原来三省六部的堂官们，慢慢变成了挂名。官名还在，权力已经转移，薪资按旧头衔发，职责按实际差遣走。
 
宋朝建立后，把这套分裂的格局直接继承了下来，而且越铺越大。
 
北宋前期的官制，形成了三个并行层次。第一层是寄禄官，用来定级别、发俸禄；第二层叫职，通常是馆阁类的文学荣衔，比如直龙图阁、集贤校理，多数也不用坐班实干；第三层才是差遣，也就是真正委派给某人去做的差事。
 
一个官员完整的头衔，三层叠在一起，念出来能有十几个字，外人听着排场，当事人心里清楚，真正算数的只有最后那个差遣。
 
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期间参与改革，任参知政事，这个差遣是真正的执政权位；与此同时他身上挂着的那些馆职和寄禄头衔，只影响他拿多少俸禄，不影响他议政的权力。
 
这种分离在北宋中期几乎是朝堂常态，每个稍有资历的官员身上，都绕着这样一组头衔组合。
 
这个系统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好处，对皇权来说。
 
寄禄官的级别和实际差遣脱钩，意味着皇帝可以把同一个人派去做完全不同的事，而不必改动那个人的官衔品级，也不会触动相关职位的利益格局。一个三品寄禄的官员可以去管财政，也可以去管军务，甚至发到地方做边臣，换差遣就行，头衔不动。对于集权来说，这种灵活性很管用。
 
但体制的漏洞也同样明显。寄禄官与差遣脱节，时间久了，俸禄的发放和实际贡献的对应关系就会越来越松散。一个人的寄禄官品级高，不代表他真的在做重要的事；差遣位置重要的，薪资未必跟得上。
 
加上官员人数随着时间累积不断膨胀，寄禄官的名目越来越多，财政压力跟着涨，批评之声从未断过。
 
神宗年间，主持元丰改制，着力整顿这套混乱局面。元丰五年（1082年）前后，改制的核心之一，就是试图让官名重新和职责对应，裁并冗余的寄禄官名目，以重新厘定的阶官体系来取代旧有的以唐代职衔充数的做法。改制之后，官名和实职的对应关系确实有所改善，部分虚悬的头衔得到清理。
 
但改制没有、也无法彻底解决官制积累的所有问题。南宋时期，军事压力下各类差遣又进一步膨胀，寄禄与差遣分离的逻辑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面目延续下去。
 
宋代官员喜欢在文集、墓志铭里写自己的完整头衔，密密麻麻一长串，里边真正有实权含义的，往往就那么一两个差遣。其余的字，大体是告诉同僚和后人，这个人的品级站在哪里，俸禄按哪条线发。
 
后世读宋史的人，碰到某个官员"以某某职知某州"，那个"以某某职"通常说的就是寄禄官或馆职，"知某州"才是他实际去干的事。两边都写，是北宋的文书习惯，缺一边就显得头衔不完整。
 
苏轼的官衔在起起落落的仕途里换过许多回，每次贬谪或起用，差遣变了，寄禄官跟着动，两条线各自变动、偶尔对齐。整理下来，光是搞清楚他在某一年的准确头衔，就是一道不小的考证题。
 
宋代研究者至今仍有争议的是，元丰改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寄禄与差遣脱节的实质，还是只在形式上做了一次重新命名。两种意见在学界各有支撑，暂时没有定论。
 
那一长串头衔里，哪几个字才是真的，这个问题对宋代官员本人来说，大概从入仕第一天就心知肚明。
 
参考信源：《宋史·职官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涉及寄禄官、差遣及元丰改制相关制度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