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妻子曹秀清当天给蒋经国发报，恳请允许台湾的四个子女回大陆奔丧——“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退”。

1981年5月7日，北京城里春意已深，77岁的杜聿明却闭上了眼睛。按照老礼儿，家里人这时候该忙着置办后事、发讣告了。可他的老伴曹秀清，却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

她跟儿女们商量，先把杜聿明的遗体停放在医院，不急着火化，也不急着开追悼会。

她在等，等一个从海峡对岸传来的回音，等着那几个被一道浅浅的海峡隔开了三十多年的孩子，能赶回来，给父亲磕最后一个头，送最后一程。

这一等，就是十八天。这十八天里，曹秀清几乎没合眼，守着丈夫的遗体，心里头一遍遍念叨着孩子们的名字。可台湾那边，回音杳杳。

直到5月25日，追悼会如期在北京举行，灵堂里挽联高悬，花圈簇拥，可那几个熟悉的面孔，终究是没出现。

曹秀清望着丈夫的遗像，眼泪止不住地流，这道天堑，成了父子之间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遗憾。

时间倒回到1949年，那会儿淮海战役刚打完，曾经在国民党里风光无限的杜聿明，成了俘虏。

刚被抓那会儿，他心灰意冷，几次想寻死，不是拿石头砸脑袋，就是找机会想自我了断，都被解放军战士拦了下来。

后来，他被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时候的他，身上带着战争留下的老毛病，心里头更是没着没落的，对未来一片迷茫。

管理所的医生护士没嫌弃他，给他精心治结核病，图书馆里的书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他翻着毛主席的著作，看着历史典籍，心里的冰层一点点化开了。等病养好了，他红着眼眶说，党不仅治好了他的病，更救了他的心。

可就在他接受改造的时候，他的家人在台湾正过着另一种煎熬。妻子曹秀清带着婆婆和五个孩子，在上海苦等消息，听到的却是丈夫“战死”的谣言。

慌乱之中，她跑到总统府去找蒋介石哭诉，换来的却是一句“去台湾，我会照拂你们”的空话。1949年，一家人挤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从此与杜聿明隔海相望。

台湾的日子，远没有承诺的那般美好。一家人挤在巴掌大的房子里，靠着国民党发的那点微薄的补助金过日子，日子紧巴得连婆婆病逝，都凑不齐像样的丧葬费。

曹秀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下身段，去烟酒公卖局找了份收发的工作，这才勉强撑了下来。最让她心碎的，是儿子杜致仁的死。

这个孩子在美国哈佛读书，是个有出息的苗子，可因为凑不齐学费，只好向台湾银行贷款。曹秀清没办法，硬着头皮去求蒋介石，结果只批下来五百块钱。

绝望之下，杜致仁选择了服药自尽。这件事像一把刀，扎在曹秀清的心口，也让她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

转机出现在1956年。一封辗转万里的信，送到了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手里。信是杜聿明从管理所写来的，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

杜致礼捧着信，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爸爸还活着，在北京呢！”这封信，成了曹秀清黑暗生活里的一束光。

1959年，杜聿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他走出了功德林。站在大会上，他泣不成声，说自己获得了新生，这辈子都要跟着共产党走。

特赦之后，他在北京安了家，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些离散在台湾的亲人。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曹秀清写信，劝她回来团聚。

曹秀清心里也犹豫过，但看到女儿女婿杨振宁（那时候已经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了）的劝说，心里有了底：“共产党的政策好，回去了日子肯定安稳。”

1963年10月，分离了十四年的夫妻，终于在北京重逢。周恩来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笑着说曹秀清回来就好，北京的日子肯定比台湾舒心。

曹秀清看着丈夫平和的面容，知道自己这次选对了路。往后的日子，杜聿明当上了文史专员，每天看看史料，写写回忆，日子过得充实又平静。

1971年，杨振宁夫妇回国探亲，这是杜聿明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婿。周总理还打趣说，杨振宁该叫岳丈大人了。那顿饭桌上的笑声，驱散了多年的疏离感。

然而，夜深人静的时候，杜聿明总爱望着窗外出神。曹秀清明白，丈夫是在想台湾的那四个孩子。她总是安慰丈夫，也安慰自己，说等台湾那边政策松了，孩子们总会回来的。

1981年，杜聿明病倒了，躺在床上，意识模糊的时候，嘴里总念叨着孩子的名字。老两口和杜致礼四处托人联系台湾，想让孩子们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去世，是蒋经国当家。他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发电报、托旧友说情，可得到的回复，始终是两个字：不准。

5月7日，杜聿明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曹秀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把遗体暂存医院，又给蒋经国发了一封电报，字字泣血，只求能让孩子们回来见父亲一面。

十八天过去了，台湾那边依旧是石沉大海。曹秀清终于明白，这辈子的团圆，终究是个奢望。

追悼会上，萧克将军念着悼词，说杜聿明同志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赢得了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