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载阴霾未散：残疾军人家属遭“软暴力”围猎，十八个月维权竟成“空转” 我是赵安平，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父亲赵洪千是解放前入伍的因战残疾军人。那本被父亲揣了半辈子的残疾军人证，本该是英烈家属的护身符，“如今却化作父亲泉下难安的憾恨，成了他毕生清名上的一道刻痕——四十年来，我们全家被王氏家族以“软暴力”手段长期围猎，从校园霸凌到街头砸车，从异地滋扰到家门口的精神围猎，对方以有组织、有预谋的“软暴力”实施心理强制，把法治社会活生生逼成了我们的“绝境”。这场无妄之灾的起因，至今想来仍觉荒唐又痛心。上世纪80年代，二哥赵某某与桃山矿南头王家二姑娘王凤兰相恋，彼时王凤兰母亲以算命为业，在当地颇受轻视，且王凤兰身高不足1.5米，父亲赵洪千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二哥称二人已同居，父亲气极之下说了“若她告你，爸爸替你坐几年牢”的气话，不料这话很快传到王家耳中。王凤兰父母盛怒之下，四处搜罗偏方打胎药逼女儿服药，婚后孩子出生便被确诊为聋哑，经多方查证，正是孕期服用偏方所致。这份因误解与怨恨结下的仇，最终全部倾泻到了我们全家身上。自此拉开了长达四十年的报复大幕：我13岁被转学生教唆损毁父亲财物，拒绝后被高年级学生围堵殴打；被韩春生等人栽赃往女同学书桌撒尿，被迫当众检讨、父母登门道歉；14岁被王培厚以打鸟为名诱至偏僻山路，被飞石砸中头部当场晕厥；之后又被刻意安排的转学生引发全班孤立，六年级没读完便被迫辍学。这一桩桩“巧合”，分明是王氏家族早有预谋的“软暴力”滋扰，从未成年时期就开始对我实施心理压制。2016年我赴三亚开网约车谋生，本以为能逃离魔爪，可滋扰竟跟着跨了千里：别车、砸车、扎胎，对方摆明了要把我逼出谋生之路。两次向当地相关执法部门报案，却因“外地人”身份被推诿，案件至今石沉大海。回到七台河，对方的手段更阴毒——家门口常年站着两个沉默的“盯梢者”，我买菜、散步，身后总有相同身影尾随；楼上时不时传来重物砸地的闷响，楼下刻意放大的喧哗、摔门声昼夜不停。这哪里是普通邻里纠纷？分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软暴力”围猎：不吵不闹、不撕不扯，却用持续的纠缠、滋扰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完全符合法律对“软暴力”的认定标准。更令人发指的是亲属间的暴力与执法环节的推诿。因长期被骚扰，我与二哥理论时，他竟持锤从背后连击我三下，我夺过锤子制服他后报案送医，住院一个多月所有费用自理，对方分文未付。首次做笔录时仅一名工作人员在场，明显违反办案规范；我一个月后要求重新记录，仍被草率应付。从事发到启动调解，整整十八个月，我三次上门反映才被受理。可所谓的调解仅十分钟便逼我签字“互不追究”，不到三日，报复变本加厉：骑车被故意别车、当街辱骂、跟踪尾随，电话旁敲侧击、当面比划不雅手势，滋扰比之前更甚。我再次反映，得到的只有“去法院解决”的推诿，持续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未被制止、追责。第二次在冠军桥公园被当面辱骂、撕扯后报案，依旧是不了了之。从校园到职场，从异地到家门口，从肢体伤害到精神压迫，王氏家族的“软暴力”手段环环相扣：以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方式对我形成长期心理强制，足以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这早已超出普通民事纠纷的范畴，涉嫌有组织违法犯罪。父亲当年扛枪负过伤，用青春换来了勋章，可如今，双亲已故去十余载，我竟成了扰他们长眠的罪人，连最后的安宁都给不了。常提“不让军人流血又流泪”，可这四十年的委屈、十八个月的维权空转，让这句承诺成了扎在心口的刺。我写下这些，不为渲染悲情，更不针对任何个人，只愿以事实为证：优抚对象的权益，不是写在纸上的空文；军人家属的尊严，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我愿以实名担责，所述字字属实，接受任何法律核验。我只求斩断“调解十分钟、报复三日后”的恶性循环，只求双亲在九泉之下能安息，只求子孙后代不必再因父辈的荣光背负无妄之恨。愿法治的利剑，能斩断伸向英烈家属的“软暴力”黑手；愿法治的光，不止照亮勋章上的荣耀，也能照亮勋章背后，每一个普通家属的安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