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当众严厉批评张副总理，直言你还没有那个权威！


1974年秋冬，北京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干部安排。
按照郭凤莲1977年在昔阳县干部会上转述华国锋的讲述，谈到谢振华的人事问题时，陈永贵开口反对。张春桥没有继续谈谢振华，反而拿陈永贵说事，讥讽有人说话、做事、拍手都爱让别人看见。

陈永贵当场追问张春桥是在说谁。陈永贵随后说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

两人的职务在当时相差一层。
1973年8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除了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7日，大会任命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等十二人任副总理。

张春桥列第二，陈永贵列第七。
到了这时，两人才同时有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张春桥仍是政治局常委，陈永贵仍是政治局委员。

那场争执发生在这次任命以前。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只有一年多，此前长期在大寨、昔阳和山西工作。谢振华从1969年起主持山西省的领导工作。

1974年2月，中央召集谢振华和山西省委其他负责人到北京汇报工作。

3月，江青公开批判谢振华。
随后连续召开的省委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又直接参加了对谢振华、曹中南的批判。

3月底，山西省委召开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动员全省各级党政军干部参加对谢振华、曹中南的批判，会议持续三个多月。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再次召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并形成处理山西问题的有关讲话要点，给谢振华列出多项所谓错误。

此后，不少干部群众受到谢、曹问题牵连。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
毛主席当面批评他们搞帮派活动，告诫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中央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在推进。
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后来那场涉及谢振华的政治局争执中，张春桥正是拿“拍手”来讥讽陈永贵。

陈永贵没有就此停下，他直接追问，又把“党的会不许我说话”顶了回去。

谢振华当时仍背着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时加给他的那些定性。陈永贵在会上说，谢振华在下面“搞小动作”，因此反对有关人事安排。那一年，从北京召集汇报，到山西持续数月的扩大会议，再到处理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谢振华已经被放在连续批判之中。

12月23日，陈永贵飞抵南宁参加广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

到南宁后，他已经向许世友谈起自己同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争吵的经过。此时，四届全国人大尚未召开，张春桥和陈永贵也都还没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5年4月23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交的一份新华社请示报告上写下批语，批评党内有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那份请示报告讨论的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批语正文没有提到陈永贵与张春桥的这场口角。

谢振华案没有停在1974年的处理结果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谢振华、曹中南提出申诉。1980年6月，中央组织部把申诉信转给山西省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小组也赴山西参加复查。

1974年加在两人身上的问题被重新检查。

1981年1月21日，山西省委在六千人的干部大会上宣布，经党中央批准，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2月2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指出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时“四人帮”直接插手，过去列出的主要问题有的与事实不符，有的把正确的东西当成错误批判。凡因谢、曹问题受到株连的地方和军队干部、群众，一律平反。

这份平反结论还落到了大寨问题上。
谢振华、曹中南在山西工作期间，曾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1981年的复查对此使用了“难能可贵”的评价。

七年前那次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恰恰是从大寨和山西走进中央，并因谢振华的人事安排同张春桥正面争执。

到1981年，张春桥已经被隔离审查，陈永贵也卸下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2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3版上，谢振华、曹中南的名字上方印着“彻底平反”四个字；下面的正文里，还留下了那句涉及“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的复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