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在台湾的陈宝仓意识到，他的身份早晚会暴露，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和4个孩子都送去了香港，自己则留在台湾！

1949年深秋，新中国已经在北京宣告成立，可台湾岛上的白色恐怖才刚刚拉开帷幕，国民党败退之后大肆清查地下党组织，街头便衣特务比行人还多，几乎天天都有“破获谍案”的消息登上报纸，不少被捕的地下党员扛不住酷刑叛变，整条情报链随时可能彻底崩塌。

陈宝仓就是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坚守的人，他是国民党军中的将军，同时受华南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民革的联合委派，秘密执行潜伏任务，手里攥着台湾海防部署、兵力布防的核心机密，身边是随时可能反水的同僚，身后是一家老小的安危，他站在了这辈子最险的关口。

换作常人第一反应大概率是带着全家赶紧逃，可陈宝仓是军人，也是资深的情报工作者，他比谁都清楚：全家扎堆撤离目标太大，大概率一个都走不掉，更何况当时台湾对适龄男丁管控极严，儿子陈君亮是台湾大学的在读学生，属于重点管控对象，根本没法跟着家属团混出去。

于是陈宝仓做了一个极其冷静的拆分式撤离计划：先让妻子师文通带着三个女儿，托香港地下党的关系办了“商业考察团家属”的身份证明，先走香港避险；儿子则单独想办法，找军界旧识以“赴港采购军需”的名义办理出差证明，分批走反而更稳妥。

为了不引起特务怀疑，陈宝仓甚至故意和妻子闹起了“矛盾”，码头送行的场合一概不出现，只远远躲在巷口，看着妻儿登上客轮消失在海平线，三个女儿直到船开，都不知道这一去就是和父亲的永别，母亲只告诉她们“去香港会安全一点”。

1950年1月，儿子陈君亮终于拿着办好的“差甲证”顺利离开台湾，一家人在香港团聚，消息传到台湾，陈宝仓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不是终于可以逃命的轻松，是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坦然。

当时身边已经有人劝陈宝仓立刻撤，连接应的渔船都联系好了，可陈宝仓摇了头，海防部署的最后一批坐标还没核对完，接收情报的同志还没确认安全，他要是就这么走了，前面多少人冒死攒下的情报就全白费了，后面接手的人还要再闯一遍鬼门关。

这不是上级下的死命令，是陈宝仓给自己立的规矩：做事要有始有终，这条情报线，不能断在自己手里。

仅仅两个月后，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陈宝仓的身份彻底暴露，特务冲进他家的时候，所有机密文件早已烧成灰烬，纸灰都埋在了花盆底下，审讯他的特务想不通：明明有机会跑，为什么非要留下来送死，陈宝仓只回了一句话：我做的事情，要有始有终。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与吴石、朱枫等人在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牺牲时还不到四十岁，临刑前他拒绝了蒙眼的黑布，朝着香港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他心里算过，再撑两个多月就是和家人约好汇合的日子，只是他注定到不了了。

陈宝仓牺牲的噩耗传到香港，妻子师文通当场晕厥，当时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烈士的骨灰根本没法正常运送出境，师文通辗转托了台湾的两位进步人士帮忙火化遗体，又找到正要经香港返回上海的殷晓霞，她是陈宝仓女儿的同学。

殷晓霞因为没有香港入港证，无法正常登岸，便把骨灰盒紧紧绑在身上，纵身跳进大海，游到了香港岸边，亲手把烈士遗骨交到了师文通手中。

1954年，陈宝仓的骨灰被正式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下葬那天师文通抱着骨灰盒轻声说：“我们回家了。”

回头再看陈宝仓的一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宁死不屈”这四个字，而是他从头到尾的清醒与担当，他提前预判危险，步步为营安排家人撤离，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明明有生路却选择留下，把最后一份情报稳稳送出去，是一个军人和地下工作者的底线。

我们总说英雄站在聚光灯下，可陈宝仓这样的人，是站在黑暗里托住光的人，新中国成立的那天，他没有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里，他在台湾的阴云里，守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他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守护的新中国，但他送出的每一份情报，都在为新生的共和国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