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主要信源：（遵义网——一栋红楼光耀千秋遵义会议纪念馆大事记(一)）

1988年深秋的风卷着梧桐叶砸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玻璃上，77岁的孔宪权靠在褪了色的藤椅里。

他左腿搭着洗得发白的棉垫，指尖蹭过墙上那方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匾额，指腹的老茧还留着当年和泥砌墙的粗粝感。

风刮过的声响，和他当年在娄山关听见的枪子儿擦过耳边的动静，莫名有几分像。

38年前也是这样的秋，他蹲在枫香镇的墙根，半块窝头滚进泥里，邻桌的报纸上“杨勇”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指尖发颤。

二十年前娄山关的黑神庙前，机枪弹打碎他左胯骨的时候，他正攥着驳壳枪往前冲，卫生员用鸦片水给他麻醉。

碎骨取不干净，伤口烂了半年，大部队北进，把他留在黔西财主家，三百块银元是团以上伤员的待遇。

可他追不上队伍，联络点早撤得干干净净，山里只剩风声。

那之后的十五年，他是遵义乡间人人都认识的跛子瓦匠。

爬屋脊的时候左腿使不上劲，就靠右腿死死撑着，和泥的时候两手攥着泥铲，指节绷得发白，给乡亲砌墙从不偷工。

遇着孤儿寡母盖房，他收半价，有时干脆不收，名声传得远，家里的米缸却常空着，媳妇跟着他吃了半辈子苦。

看邻居家孩子说亲凑不齐彩礼，免不了背着他抹眼泪。

有年深冬给孤寡的周阿婆修漏雨的屋顶，雪粒子砸得脸颊生疼，冻硬的瓦片滑得像抹了油。

他左腿使不上劲，好几次险些从房檐栽下去，硬是咬着牙把裂缝补得严严实实。

阿婆端来滚烫的红薯粥，非要他喝两碗才肯放人，后来逢人就念叨，这个跛脚瓦匠是红军菩萨，比亲儿子还贴心。

他出任馆长后，常有周边小学的学生来参观，孩子们围着他问娄山关的仗怎么打。

他从不提自己挨了多少枪子，只指着墙上的老军事地图，讲红军怎么在雪地里啃冻得硌牙的青稞，怎么把破棉袄撕成布条裹伤口。

他讲着讲着，眼角的皱纹里便浸了水光，孩子们也跟着红了眼眶，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信是他熬了三个晚上写的，信纸是工地记账剩下的毛边纸，字歪歪扭扭，像他走路的姿势，只说自己没牺牲。

如今谋生艰难，想求组织给份活干，不敢提当年的功劳，怕给老首长添麻烦。

信寄出去之后他照常扛着泥桶上工地，眼风总往邮差来的方向飘，没想到回信来得那样快，杨勇见信又惊又喜，黄克诚也出具了证明。

组织先安排他当遵义县第七区副区长，一个失联了十五年的伤员，就这么重新站回了队伍的边上。

1952年要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他是筹备委员会的秘书。

这事没人比他更合适，娄山关的枪声他亲耳听过，红军过贵州的路他脚量过，哪处旧址该留，哪件旧物该收，他比谁都清楚。

他带着人走村串户，把散在民间的旧步枪、破军装、缺了口的搪瓷缸一点点拢回来。

修会址的时候他拄着拐在工地转，瓦当歪了要掰正，墙皮掉了要补匀，谁都劝他歇着，他偏要盯着。

他说这房子装的是红军的根，半点儿马虎不得。

1955年纪念馆开馆，他成了首任馆长，1964年他磨了好久，终于求到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那是解放后毛泽东给革命纪念馆的唯一题词。

他把它裱起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每天擦一遍，连边角的灰尘都不肯留。

他晚年常在大厅里对着娄山关的老照片发呆，梦里总是一瘸一拐往山上爬，山那头的行军号声隐隐约约，怎么追都追不上。

梦醒的时候他就摸着左腿的伤疤笑，知道自己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归队。

他从火线上的作战参谋，到乡间的跛子瓦匠，再到守着长征记忆的馆长，绕了半辈子的路，终究没离开过红军这三个字。

1988年11月7日他走的时候，胡耀邦发了唁电，七大军区都送了花圈，他箱底的旧军装还叠得整齐，信纸上的字迹已经模糊。

可所有人都记得，那个当年写信求工作的跛子瓦匠，是用命给国家守着一段不能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