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抗战史圈流传着一个说法：抗日杀奸团里有一对兄弟，是袁世凯的侄孙。
这个身份太有戏剧性了，2004年作家萨苏写下第一篇系统讲述抗团的文章《碧血神枪》，“袁世凯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的说法就此流传开来，被无数文章转载，直到袁汉俊的亲妹妹用一封信，予以澄清：我们家跟袁世凯，一点关系都没有。

袁汉俊的祖父袁蓉生是浙江上虞人，民国初年到上海谋生，当了沪汉线轮船的船长。父亲袁英辛191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工系，二十岁就出任雀巢奶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九一八”后调天津。袁汉俊家，没有军阀血统，没有豪门背景，就是一个普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家庭。
关于袁世凯侄孙这个说法的由来，说来哭笑不得：一位旧军统人士听说平津有袁世凯后代在抗日，凭着职业习惯”逻辑推断”了一下，就把这顶帽子扣到了袁汉俊头上。

袁汉俊的碧血传奇，他妹妹的回忆是最动人的——1934年秋，妹妹三岁，常被二哥带着天津万国桥附近一座西式小楼的屋顶平台玩，二哥总是面朝一墙之隔的法国工部局，脸色凝重地听——听那里传出来的拷打声，听爱国志士和抗日青年凄厉的惨叫。一个南开中学的少年，就这样把仇恨刻进了骨头里。
1937年天津沦陷，袁汉俊成了抗日杀奸团最早的成员之一。用老同志的话说：“哪里有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他不玩枪，管的是更重要的东西——整个组织的命脉。
沈栋被捕后，组织、总务、财务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团员名册被他自编密码译成数字，锁进法租界新华银行的保险柜。抗团穷得叮当响，纸张油印机全靠大家捐，“汉俊是从不要别人开口，他就把一切安排好了”。
别以为他只是”管账的”。抗团最早的定时燃烧弹由刘福庚、李宝仁研制，结果安装时意外起火，一死一伤。血还没干，孙若愚和袁汉俊就按保留下的方法再造两枚——正是这两枚，把日商的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烧成了废墟。
1938年春，他和祝宗梁等四人把自制炸弹带上日军公共汽车，其中一枚在东南城角炸响，车身铁皮崩裂，六七个日本兵非死即伤。
破坏日商中原公司那次，孙若愚把全场最难的西装部留给了袁汉俊和祝宗梁——营业员闲得发慌，所有商品锁在柜台后的橱窗里，怎么下手？祝宗梁回忆两人临进门商定的对策，汉俊就说了一句：“我们分头进去，我设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找机会放好了。”

真正让袁汉俊名留青史的，是1939年4月9日在大光明电影院刺杀汉奸程锡庚，此人是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海关监督，一向弹压拒用伪币的爱国实业家。
那天下午，袁汉俊本是到祝宗梁家玩的，临走前大家顺路去各影院”踩点”，竟一眼发现了程家1657号汽车。祝宗梁打出幻灯”程经理外找”确认目标，近距离开枪击毙程逆。
撤退时风云突变：一名白俄从身后抱住祝宗梁，被两枪放倒；又一名瑞士人扑上来，祝宗梁子弹打光，两人抱作一团滚下楼梯，手指都被咬破。
千钧一发之际——“汉俊这时过来，用枪顶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
这一枪救了祝宗梁的命。多年后祝宗梁在六千字长文里写道，正是这一枪纠正了他看人的标准：真正可贵的不是机灵，而是沉着。这个沉默寡言的伙伴，“其实总是在思考、观察，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程案在当时震动华北。7月他经香港飞重庆，戴笠接见，八月初又被带去见了蒋介石。8月15日荒诞的一幕出现了，戴笠居然要他和祝宗梁去香港”自首”，以此证明被英国逮捕的四名军统人员不是凶手，堵住日本索要引渡的嘴。
两人无奈，只好揣着亲笔幻灯字迹、皮鞋这些”证据”去投案，关了三个多月，英国人认为证据不足，才将他们释放。
折腾一圈回来后，袁汉俊进了重庆大学，可这个年轻人的心根本静不下来，1941年他给抗团女友写信：“我虽身在读书，但心仍在抗日……”
1941年，毕业前一年，袁汉俊果断放弃学业。10月，孙若愚在上海被炸药炸断左臂，袁汉俊把祝宗梁约到重庆商量，两人决定同赴上海。
11月底，六人飞抵香港候船，却迟迟等不到船——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同时进攻香港。他们被困在尖沙咀的旅馆里，眼睁睁看着油库大火：黑烟把白天挡成黑夜，火光又把黑夜照成白昼。
香港沦陷后，1942年2月初，他们凑钱雇盗匪帮带路，徒步八天穿越封锁线，辗转抵达韶关。此后两人分头：祝宗梁去参加暑期训练班，袁汉俊带几名同志转赴上海，再北上去恢复抗团。

1943年初，由于叛徒郑有溥、齐文宏出卖，袁汉俊在上海返北平途经天津火车站时落入日军之手。狱中酷刑加身，他一个字都没吐——正因如此，上海抗团仅九人被捕，天津大批同志得以保全。
1943年，他慷慨就义，年仅26岁。
据牢狱室友说，临刑前，他看见一位狱友冻得发抖，把身上的皮衣脱给了他，自己只穿一件单衣，走向刑场。敌人残忍至极，父亲和亲友四处寻找，连他的尸骨都没能找到。
若干年后，妹妹在澄清信里平静而庄重地写道：二哥”富有爱国热忱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最后英勇牺牲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