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西北战局已定，国民党 120 军军长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时局面前，他没有下令顽抗，也未亲自通电起义，选择脱离部队辗转赴香港。他离开后，120 军残部由副手率领在酒泉起义。1950 年，受张治中感召，周嘉彬回到大陆，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来在水利部门工作，投身新中国建设。

1950年底，北京。周嘉彬坐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课堂里。
一年多以前，他还是国民党第一二〇军军长，手下有正式番号，有部队，有军职。如今这些都没有了。他来到这里接受学习，随后也没有重新穿上军装，而是进入水利水电系统工作。

一个职业军人的前半生，到这里突然换了方向。

要理解这个变化，得回到1949年的西北，但不能只盯着“他去了香港”这一件事。
周嘉彬手里的第一二〇军，是1949年春在甘肃重新编成的。

部队基础并不稳固，地方武装、新补官兵混在一起，成军时间短，却很快被推上兰州战场。

兰州战役期间，该军被列入黄河北岸和东北方向的防御体系。也就是说，在西北战局彻底瓦解以前，周嘉彬仍在履行国民党军军长的职务，他的部队也承担过实际作战任务。

变化发生得很快。
8月26日，兰州失守。国民党在西北的重要支点被拔掉，原先围绕兰州建立的防御体系随即松动。第一二〇军、第九十一军以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部队沿河西走廊继续西撤。

走到河西以后，军事上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政治选择。
继续向西，可以往新疆方向退；停下来，则要同正在推进的解放军接触。陶峙岳、彭铭鼎、曾震五等人开始推动停止抵抗，军中另一些人仍主张继续撤退。

原来由一个指挥系统控制的部队，在去留问题上开始分开。

周嘉彬正处在这条裂缝中。
他的身份又比普通军长复杂。早年在黄埔系统任职时，他受到张治中赏识，后来担任过张治中的副官。1940年，他与张治中长女张素我结婚。

到了1949年，张治中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女婿周嘉彬却仍然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并且掌握一个军。
这种关系并没有直接替他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彭铭鼎留下的回忆中，曾提到与周嘉彬商议部队和平转向。

河西地方文史中又保存着另一种情况，周嘉彬在一段时间内仍处于继续作战与停止抵抗的争论之中。两条线最后汇到同一个确定动作上：1949年9月22日，周嘉彬离开酒泉。

他走的时候，没有把第一二〇军整体带走。
这件事改变了后面的关系。军长个人退出了最后阶段，部队却仍然留在河西军事体系内部。接下来两天，决定第一二〇军去向的，已经不再只是周嘉彬个人。

解放军代表继续同河西方面谈判，陶峙岳承担公开转向的政治责任，彭铭鼎、曾震五等人在各部之间联络。第一二〇军第二四五师、第一七三师等部主官，也进入停止抵抗和接受改编的安排之中。参加这一进程的还有第九十一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其他军事单位。

9月24日晚，河西部队发出起义通电。

周嘉彬没有在场。
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分量很重。他没有以第一二〇军军长身份完成最后起义，也没有在离开酒泉前命令部队同解放军死战到底。军长与军队，在9月22日以后走成了两条线。

留下来的第一二〇军残部，随后随河西各部停止西撤，接受接收和改编。
酒泉没有再打成第二个兰州。接收范围还扩展到当地重要设施，玉门油矿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整交接。

周嘉彬则向另一个方向走了。
离开酒泉后，他经重庆等地辗转，最后到了香港。这个动作没有给他带来新的军权。大陆上的国民党军事体系继续崩解，第一二〇军原有的建制也随着河西起义和整编发生变化。过去那个可以依靠军职、部队和番号作出决定的周嘉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原来的军事位置。

香港并没有成为他的终点。
1950年，周嘉彬一家返回北京。张治中夫妇一直希望女儿张素我一家回来，周恩来也曾推动此事。回到北京以后，周嘉彬没有被重新安排去带兵，而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就在这一年年底，他还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这个安排很具体。对于一名刚刚从国民党军队体系中脱离出来的高级军官，先进入政治学习机构，再转入新的工作岗位，意味着原有军人身份被重新安置。

周嘉彬后来进入水利水电系统，担任参事，又先后成为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懂军事，也受过德国军事教育，长期在军校和部队任职，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工作已经不再围绕军队展开。

1949年秋，第一二〇军的归宿是在酒泉完成的。陶峙岳领衔起义，彭铭鼎、曾震五等人参与组织，解放军实施谈判和接收，留在河西的官兵进入新的编制。

周嘉彬自己的归宿，则晚了一步。
他没有带着第一二〇军完成起义，也没有带着这支军队一直打下去。
1950年，他从香港重新回到北京时，手里已经没有那个军的番号。此后几十年，他留在大陆工作生活。1976年4月，周嘉彬病逝于北京。

酒泉那支军队早已完成改编，而当年的军长，最后留下的身份，是水利系统工作人员和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