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因港警人人贪腐，廉署干不下去，最后重新宣告以1977年1月1日为界，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增长很快，人口不断增加，制造业和贸易迅速扩张，但城市治理能力没有完全跟上发展的速度。一些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严重腐败现象，部分警务人员利用职权收受利益，甚至形成较为固定的利益网络。普通市民办事受到影响，社会对于腐败的不满不断积累。
香港腐败问题真正引发全面震动，并不是因为某一个普通案件，而是因为高级警务人员葛柏事件。1973年，时任香港警务处总警司葛柏因涉嫌贪腐接受调查期间离开香港，引起社会强烈反应。当时香港社会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原本负责监督警队的机制，面对高级警务人员的问题却难以有效处理。
这个事件推动港英政府改变反腐模式。过去由部门内部处理自身问题，容易受到利益关系影响，调查难以深入。1974年2月15日，香港成立廉政公署，机构独立运作，直接向港督负责，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打破长期形成的内部保护圈。
廉政公署成立以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宣传成绩，而是面对现实阻力。大量调查指向过去长期存在问题的警务系统，一些人员担心自身利益受到影响，社会上也出现不同声音。廉署需要建立的不只是办案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公众相信，权力部门也必须接受监督。
当时廉署采取执法、预防、教育并行的方式。单纯抓人只能解决个案，如果制度漏洞仍然存在，新的腐败还会产生。因此，香港反腐改革并非只是一次司法行动，而是一次城市管理模式调整。
到了1975年，廉政公署处理葛柏案件，葛柏被判刑4年。这起案件让香港社会看到，过去拥有职位和资源的人，同样可能受到法律追究。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廉政公署而言，这也是建立公信力的重要一步。
但真正考验廉署权威的，是1977年的警廉冲突。当反腐调查进一步扩大，一部分警务人员产生强烈抵触情绪。1977年10月28日，部分警务人员及家属在警察总部集会，之后有人前往廉署执行处制造冲突，廉署人员受到攻击，事件成为香港廉政改革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这个时候，香港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继续追查过去多年所有腐败行为，可能引发更大行政震荡；如果因为压力停止调查，又会让刚刚建立的反腐体系失去权威。治理一个长期积累问题的社会，不能只考虑惩罚过去，也必须考虑如何让新的规则能够真正运行。
于是，1977年11月5日，港督麦理浩宣布局部特赦安排，对1977年1月1日前部分未被处理的腐败行为不再追究，同时明确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被调查以及特殊情况并不完全适用。这个决定在当时存在争议，但目的在于切断旧账，让反腐进入新的阶段。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步实际上是一种治理策略。一个社会如果旧问题积累几十年，完全依靠追究过去，很容易陷入无休止清算；但如果完全放任过去，也无法建立新的秩序。香港选择划定时间界限，把重点放到未来规则建设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廉政公署后来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它不是靠一次行动改变香港，而是在1974年成立、1977年调整政策之后，逐渐形成长期制度。过去一些人认为腐败是“社会习惯”，但随着执法力度增加和制度完善，社会对行贿受贿的接受程度发生变化。
香港这段历史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城市现代化不仅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治理能力同步提升。一个地区如果只有商业繁荣，没有有效监督机制，财富增长可能被内部腐败消耗。
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说明，反腐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面对长期存在的问题，既需要敢于打破旧利益关系，也需要根据社会现实设计改革步骤。1977年的特赦并不是对过去腐败行为的认可，而是在特殊时期推动制度转型的一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