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蒋万安接受专访谈到两岸时曾表示，“我是台湾人，我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话乍一听不刺耳，真正让人咂摸的，是他把哪几个字绕过去了。

两岸政治人物讲话，有时候很有意思。十几个字摆在桌面上，看起来四平八稳，真正值得琢磨的，却可能是没有说出口的那几个字。

蒋万安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到了2026年4月，当岛内媒体再次追问他是否认同“两岸中国人”的说法时，他仍然采用了类似表述。于是，“中国人”三个字去了哪里，自然成了外界观察的焦点。

但如果把这件事简单理解成蒋万安个人愿不愿意说，那就把问题看小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台湾政治人物谈到身份问题时，几个字都要反复掂量。

同样是国民党政治人物，党主席郑丽文此前就公开表示，台湾人和中国人并不矛盾，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蒋万安却选择停在“台湾人”和“中华民国国民”。同一个政党，两种表达方式，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岛内复杂的身份政治环境。

这种变化不是一天形成的。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长期进行身份认同调查，最新资料已经更新到2026年6月。纵观1992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结构几十年来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年轻群体成长过程中，如何理解台湾、如何理解中国以及如何看待两者关系，早已成为岛内政治竞争的重要议题。

教育自然也是其中绕不开的一环。

2019年启用的新课纲长期存在争议。中国史被放入东亚史框架，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篇目有所调整。岛内一些教师、学者和教育团体对此持续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课程安排削弱了中国史的完整脉络，也不利于年轻一代系统认识中华文化。

2024年，台湾部分教育界人士还曾公开举行活动，要求调整相关课纲。他们提出恢复中国史应有地位、增加传统文化内容等主张。这场争论表面围绕教材，背后其实争的是年轻一代究竟怎样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来源。

当然，把台湾社会几十年的身份认同变化全部归结到课纲身上，也过于简单。政党竞争、媒体环境、社会结构变化、两岸交流状况以及不同世代的生活经历，都在共同产生影响。

可教育有一个特点，它不像选举口号那样今天喊完明天就过去。一个年轻人十几年接受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往往会影响其理解自身身份的坐标。

所以再回头看蒋万安那句话，味道就出来了。

作为台北市长，他并没有排斥两岸城市交流。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涉及经济、文化、科技、体育、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到了2026年9月，两市仍在为今年论坛保持沟通，上海方面也赴台北进行前期接洽。

截至9月23日，国务院台办再次表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两岸重要的城市交流平台，支持并积极推动包括双城论坛在内的两岸交流合作。

这就形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对照。一边是岛内政治语言越来越谨慎，几个身份词汇都可能掀起争论；另一边却是上海和台北仍然需要坐下来谈交通、文化、科技和城市管理。

现实往往比口号更耐人寻味。

两岸之间的联系，本来也不只是写在政治人物的发言稿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汉字、方言、宗族文化、妈祖信俗，这些共同文化记忆不是换几个政治名词就能清空的。

福建与台湾之间长期形成的宗族、民俗和语言联系尤其明显。许多台湾民众的祖籍来自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历史联系有族谱、有文献，也有至今仍然延续的民间往来。

民进党长期推动所谓“去中国化”，大陆方面多次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有关做法试图淡化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和民族历史记忆。岛内对此也一直存在争议，并非所有台湾民众都接受这种身份叙事。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政治可以制造新的标签，却很难重新发明祖先；教材可以调整章节，却无法把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从历史中一键删除。

蒋万安的表述，因此更像一面镜子。镜子里照见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如何选词，也照见了岛内政治人物面对身份议题时的现实压力。

到了2026年9月，这种矛盾依然存在。岛内围绕“Chinese Taipei”等称谓仍会发生政治争论，蒋万安9月15日还专门回应相关问题，说明“中华台北”是亚太经合组织正式使用的会籍名称。一个名称都能成为政治攻防对象，更不用说“中国人”这样高度敏感的身份表达。

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许不是逼着哪个政治人物回答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怎样让台湾年轻人能够更加完整地了解历史，让两岸民众拥有更多接触彼此的机会。

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政治环境可能变化，选举口号可能变化，身份表达也可能随着社会气氛发生变化，但历史形成的民族和文化联系，不会因为少说三个字就凭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