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一名侦察员满头大汗地跑到旅长王必成面前，说：“旅长，不好了，上个月被捕的四十七团团长诸葛慎，我刚才看见他在金坛县城的大街上溜达！”

金坛县城街头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四十七团团长诸葛慎，明明上个月已经被日军抓走，结果有人在大街上看见他穿着绸衫，慢慢走过，身后还跟着两个短衣汉子。

消息传到旅长王必成耳朵里，很多人以为他会马上集合队伍，组织营救。可王必成没有动，他先把侦察员拉进屋里，只问了几个细节。

诸葛慎有没有看见你，走路像不像被绑着，脸上有没有异常，经过茶馆时做了什么。

侦察员说，诸葛慎没有发现自己，手脚也不像受过限制，经过南街茶馆时停了一下，却没有进去。
这下问题来了，他到底是投了敌，还是被日军故意放出来的？

王必成没有急着下结论，只让侦察员暂时闭嘴，不准把消息再传给别人。接着，他派人去四十七团驻地，把最近三天请假外出的人全部记下来，尤其盯住准备去金坛方向的人。

这道命令听上去有些不近人情，团长可能就在城里，部下却不能去接，难道就这么看着他不管吗？

敌人把人放在街上，不一定是为了让部队看见，也可能就是故意让部队看见。一个被捕干部突然出现在熟悉街面，一个失联交通员忽然回到村口，一个长期没有消息的人突然在集市露面，这些情况表面上像机会，实际都可能是诱饵。

敌人不需要知道部队全部情况，只要知道谁会来救人，谁熟悉路线，谁能带队进城，就已经够了。
说白了，救人的冲动越快，敌人越容易找到下手目标。

当天下午，王必成找来一名常进金坛的交通员。这个人平时挑柴进城，路熟，脸也熟，不容易引起注意。王必成只给他三件事，查清诸葛慎住在哪里，看清跟着他的两个人是什么来路，不准靠近，也不准搭话。

交通员挑着一担干柴进了城，旅部却照常操练，照常上课，没有人知道这次行动。

王必成还把那名侦察员留在身边，白天跟着自己，晚上睡在警卫班。侦察员心里一直不安，忍不住问，如果诸葛慎真的叛变了怎么办。

王必成说，真叛变了，就当没有这个人。可如果他没有叛变，队伍一乱，他反而死得更快。
两天后，交通员带回了更具体的消息。

诸葛慎住在日军据点旁边的一处小院里，院门口有人站岗，他每次出门，身后都跟着两个便衣。他没有进日军据点，也没有换上日军给的衣服，还是穿那件绸衫。

每天上午，他都会被带到街上走一圈，路线几乎不变，走到南街茶馆附近就折返。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放风了，更像是一场安排好的展示。日军把诸葛慎放在固定路线上，让熟悉他的人有机会认出来，也让可能前来接头的人有机会靠近。
更细的一处情况，出现在一家中药铺。

诸葛慎曾向老板问过一句，有没有七厘散。老板说没有，他没有继续说话，转身就走。

王必成马上追问，这个药铺老板可靠吗。交通员回答说，老板早年给部队送过药，是自己人。
这句话说明，诸葛慎可能还在试探，也可能只是借买药传递信号。问题在于，他身边一直跟着两个便衣，药铺周围还有日军势力，任何多余动作，都可能让双方一起暴露。

王必成没有让药铺老板冒险接头，只托人捎去一句话，家里已经知道，不要动，等着。
这句话分量不轻。它没有让诸葛慎拼命逃跑，也没有要求他表明立场，只是告诉他，部队没有把他直接当成叛徒，但眼下也不能贸然接他。

三天后，金坛街上突然没有了诸葛慎。
交通员再次进城，发现小院门口增加了岗哨。药铺老板透露，前一天夜里，诸葛慎被押上一辆车，离开了金坛，具体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更不寻常的是，南街茶馆周围还留着便衣，像是在等什么人出现。
到这一步，王必成终于确认，诸葛慎就是一枚被挂在街上的钩子。钩子上挂着的是团长的性命，真正要钓的，是四十七团那些急着进城救人的队伍。

他把副团长叫来，只下了一道命令，团里想请假的人全部看住，谁还提进城，就先绑起来。
副团长眼睛都红了，问团长还能不能回来。王必成没有回答，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答案。

他能做的，不是用一句安慰让所有人冲进城，也不是轻易把诸葛慎扣上叛变的帽子，而是把判断留住，把队伍稳住。

后来，四十七团开拔，队伍经过金坛外围时，不少战士朝县城方向望去。有人想知道团长是不是还在城里，有人可能已经把脚步放慢，等着一声进城的命令。

王必成却下令，不准停步。
队伍走远后，他才回头看了一眼。侦察员小声问，还要不要继续派人查。

王必成说，要查，但要记住，诸葛慎还在敌人手里，部队就不能自己把脖子伸过去。
这句话听起来冷，实际上是当时最稳的一种保护。

战场上的营救，不只是勇敢冲进去那么简单。有人被抓后突然出现，有人被放回后带着消息，有人站在街头等熟人认出自己，真正难判断的不是人有没有出现，而是谁安排了这一幕，谁在等着后面的人走出来。

王必成没有放弃诸葛慎，他只是没有拿四十七团去赌。
在那种环境里，救一个人不能变成送更多人进去。一个团长的安危需要记住，一支队伍的命也同样要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