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山西巡抚毓贤，杀掉40多位洋传教士，包括11位孩子。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太原巡抚衙门的院子里站着一批外国人。

他们以为是来避难的。

毓贤这几天陆续把城里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接到了衙门，说外面动荡，集中在此更安全。来的人有各差会的传教士，有他们的妻子，有随父母在中国生活的孩子。

等这批人都到了，毓贤下了命令。

这件事发生在他执掌的地方，在大白天，留下来的记录比那年夏天大多数类似的事都要清晰。

义和团在庚子年席卷华北，清廷在列强压力和内部争议里反复摇摆，最终选择了宣战。旨意从北京传出去，各省督抚反应参差不齐。

东南数省督抚找了个理由，跟洋人私下达成了互保协议，没有真正执行宣战命令。

毓贤走的路完全不同。

他原先是山东巡抚，做山东巡抚那几年，义和团在鲁西一带兴起，毓贤的态度是接纳和扶持，把义和团看成可以对付洋人的民间力量。

当时驻华各国外交官对毓贤抱怨不断，通过外交渠道施压，要求清廷处置他。清廷后来把毓贤从山东调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调到山西当巡抚，不代表这个人改了性子。

义和团进太原，毓贤没有驱散。城里的排外情绪在官方默许下越来越公开，本地教民和传教士的处境急转直下。省城以外，已经有传教站被捣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陆续传来。

留在山西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处境到这个时候已经极为危险。

有些人试图往省城撤，觉得太原相对安全；消息灵通的知道各地已经在动手，而省城至少还有官府。毓贤让人去通知城里剩下的外国传教士，让他们来巡抚衙门，说乱世动荡，集中保护。

这批人就这样来了。

7月9日这天，聚集在衙门院内的人来自几个不同的差会。

英国浸礼会在山西传教多年，有若干传教点分布在太原周边各县，这次在衙门遇难的成员里有夫妇，也有单身传教士。

内地会同样在其中，内地会在华活动范围极广，在山西各地建有据点，庚子年前后山西是内地会最重要的传教区之一。

天主教方济各会在山西传教的历史比新教各差会都要早，遇难的有神父也有修女。

随父母在华生活的孩子也在院子里。

这些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选择来中国的。

他们跟着父母，有的从欧洲带来，有的在中国本地出生，年纪最小的还不懂事，大一点的或许已经学了几句中国话，在太原街上认识了周围的孩子。

来巡抚衙门这一天，没有人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

毓贤在场，亲自主持了那天院子里发生的事。这一点在事后的各方记录里没有争议。

遇难人数，各来源的统计略有出入，通常引用的数字在四十至四十五人之间，其中包括多名孩子。

这是庚子年间有官员亲自在场、发生在官府建筑内、可以被明确追责到具体人的一次集中杀害事件，规模在当年各类事件里相当突出。

毓贤事后上给朝廷的奏报，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种主动应对外患的措施，意思是把洋人先处置掉，断绝列强借机干预的由头。

这套说法在宣战旨意刚下来的那段气氛里，在朝廷某些人那里还能说得过去。

形势在两个月内就变了。

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出逃西安。清廷的立场从宣战变成议和，原来那批力主支持义和团、坚决排外的官员，成了和谈桌上列强要求惩处的对象。

各国领事馆整理出了名单，毓贤在上面，而且是被点名点得最清楚的几个人之一。

1901年，毓贤在兰州被处决，年五十六岁。朝廷给他定的罪名是"庇护拳匪、残害教民"。从山东到山西，他用几年时间积累起来的那套做法，最终成了别人和谈时用来了事的条件。

庚子之后，山西的教会通过赔款协议陆续得到补偿，在太原重建了部分建筑和传教据点。

天主教方济各会那边，遇难的神父和修女被所属会省记录在案，开始了走向封圣的漫长程序。

梵蒂冈对案件做了调查，历经将近一个世纪，2000年，若望保禄二世将一批在中国遇难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本地教民列为圣人，"中华殉道圣人"这个称号是那次仪式上正式确定的，山西遇难者在其中。

新教各差会没有封圣的传统，留下他们名字的是各差会整理的殉道者册子，还有家属在事后几年里陆续写下的回忆文字。

浸礼会和内地会的出版物里，保存着这批人的一些生平记录——他们从哪里来，来华多少年，在山西哪个地方传教，死的时候多大岁数。

孩子们的那一页通常最短。写了父母的名字，写了孩子的年纪，有时候写了出生地。

年纪最小的，岁数旁边没有别的了。

参考来源：
《义和团》（全四册），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列传二百六十四，中华书局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