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于1976年1月逝世，殡仪馆工作人员怀着悲痛的心情为总理操办后事。
1956年4月27日，北京举行了一次倡议实行火葬的签名活动，周恩来是136名签名者之一。20年后，这项倡议落实到他自己身上，执行起来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治丧工作随即展开，遗体告别、运送、火化，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然而，许多群众提出请求，希望保留总理遗体，以便日后瞻仰。
周恩来生前已经同邓颖超商定，去世后实行火葬，骨灰也不保留。邓颖超将这一遗愿向中央报告，并请求按照他的意见办理。后来，相关安排得到批准。
这一决定并非临时起意。
1958年11月，周恩来安排童小鹏等人前往重庆，处理父亲和岳母等亲属的墓地。工作人员将遗骨迁出火化，再把骨灰深埋，平整原来的墓地。他认为，私人坟墓不应占用土地，更不应该借自己的身份获得特殊照顾。
对亲属如此要求，对自己也不例外。
但当时不少人仍然习惯土葬，认为留下墓地才能方便后人祭奠。特别是周恩来这样深受群众敬重的人物，许多人不愿接受他身后不留墓地的安排。
1月10日至11日，北京医院举行遗体告别活动。据新华社报道，两天内，前来告别的各界代表超过一万人。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被护送前往八宝山火化。长安街沿线聚集了大量群众，送行队伍延伸很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收录的党史资料记载，当时有上百万人沿街送别。
灵车到达八宝山时，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附近的一些工人和群众聚集在公墓门前，请求不要火化周恩来的遗体。工作人员反复解释，这是总理生前的决定，希望大家能够尊重。
告别现场还有一些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干部，其中就包括时任外交部长乔冠华。
相关传记资料记述，乔冠华曾伏在灵柩前痛哭，久久不肯离开。现场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劝说，火化仪式才得以继续。
不过，后来流传的某些细节需要谨慎看待。
例如“北京没有一个火化工愿意接手”“乔冠华提前一天拦住棺材”等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权威史料能够证明。可以确认的是，现场确实有人请求保留遗体，火化工作最终按照周恩来的遗愿完成。
时任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曾在2001年1月31日的《人民日报》撰文，回忆当年的治丧经过。
他提到，自己曾专门找到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要求妥善安排火化事宜。整个过程必须保证不出差错。对于承担具体工作的殡葬人员来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履行职责，也是尊重逝者。
1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的骨灰盒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新华社公布的数据表明，三天共有四万多名首都各界人士参加吊唁。
1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五千多名代表出席，邓小平致悼词。至此，公开举行的主要治丧活动结束。
但还有最后一件事需要完成。
当晚，按照经过批准的方案，周恩来的骨灰被分成四份。罗青长、郭玉峰以及周恩来生前的工作人员张树迎、高振普，乘坐一架安—2型飞机执行撒放任务。
飞机从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起飞，将骨灰分别撒向北京上空、密云水库、海河和黄河入海口。
这些地点都有相应的历史联系。北京是周恩来长期工作的地方；密云水库是他关心过的重要水利工程；天津海河与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有关；黄河入海口则连接着祖国的江河大地。
周恩来没有留下供人祭扫的陵墓，骨灰也依照遗愿撒放完毕。人们后来纪念他，依靠的是历史资料、纪念场馆，以及他生前留下的工作记录。
1976年，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口。周恩来的离世，是一代人的重大告别。同年，中国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随后逐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时代不断向前，很多旧有观念也在改变。周恩来对身后事的安排，留下了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受到怎样的纪念，未必取决于留下多么宏大的墓地，更取决于他生前为国家和人民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