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军干部级别评定结束。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被定为师级，妻子龚全珍被评为连级。龚全珍觉得合理，同一学校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连级。将军却坐不住了。他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龚全珍看完内容愣了：丈夫要求把自己的级别从师级降到营级。

甘祖昌1927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也在南泥湾负责过后勤。到了新疆，他继续干最琐碎、最容易被忽略的供给工作，粮食、物资、运输，哪一项出了问题，部队都可能受到影响。

1955年授衔时，他成为开国少将，获得三枚勋章。按许多人的想法，这已经是人生荣誉的顶点，可甘祖昌却没有因此轻松下来。

1952年1月，他前往迪化途中遭遇反革命破坏，车辆翻进河里，头部受到重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头晕，后来很难正常上班。组织安排他到北京、上海养病，他却躺不住，觉得自己不能干活还拿国家供养，心里过意不去。

身体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回乡种地？问题就在这里，甘祖昌认为，革命不是为了让少数人过上安稳日子，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江西莲花老家的弟弟来信，说家乡正在办合作社，缺人手，他便动了回去的念头。

他先后打了两份报告，都没有获批。到了1957年5月，他又递交申请，说自己的脑子不行了，但身子还硬朗，希望回家当农民。

肖华到新疆视察时，甘祖昌当面请求。肖华提醒他，苏联专家判断，这种病需要静养，能活过60岁都不容易，回乡种地恐怕吃不消。甘祖昌没有退，他反复说明自己的想法，最终说服了上级。

消息传来时，龚全珍吓了一跳。她是山东人，在新疆军区子弟学校当老师，原本准备扎根边疆。丈夫身体不好，老家医疗条件差，突然带着全家回去，风险谁都看得见。

她还是决定同行。得知莲花老家缺老师，她只说，丈夫回去种地，她回去教书。甘祖昌听完，向妻子敬了一个军礼。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全家14口人离开新疆。临走前，他一再要求精简行李，尽量少占国家运输资源，最后只带了三个木箱、八个竹笼。

木箱里装着衣物和书，竹笼里则是六头约克猪、十五对安哥拉兔、十五只来航鸡。这些优良品种不是为了自家享受，而是准备带回老家推广。

乡亲们听说将军放弃城市生活，回来当农民，都觉得不可思议。甘祖昌只是笑着说，舍不得这片地。回家当天，他召集家人开会，定下两条规矩，一家人当普通农民，不搞特殊，还要把良种推广出去，全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带着孩子出门捡粪。什么粪更肥，什么粪适合养鱼，他一路讲给孩子听。村民打趣说，甘将军真捡粪啊，他回答，当农民不捡粪哪行，粪多粮才多。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很快，村里掀起积肥热潮。

初冬，他又盯上屋后的虎形山。那是一片贫瘠荒坡，满是黄土疙瘩，村里人觉得种不出庄稼。甘祖昌有南泥湾开荒经验，先挖开表层土，再深翻一尺，把肥土重新盖回去，最后施足农家肥。

全家苦干了一个冬天，他一人就锄断了七八把锄头，手上老茧厚得像铜钱。第二年春天，荒坡变成梯田，偏偏又遇上大旱。有人认为这块地没救了，他却带人挑水保苗，挖渠引山泉。

到了秋天，虎形山收成不错。到1962年，荒山已经变成了果树成片的花果山。一个从战场和后勤岗位走下来的将军，靠着锄头、粪筐和水渠，把村民不看好的荒地做出了变化，这比一句口号更有说服力。

1962年春节，新任公社书记刘可兴来拜年，说全社水田亩产只有400斤，每年还要吃300多万斤返销粮。甘祖昌没有只谈困难，他认为要改变局面，关键得修水利。

钱从哪里来？他想到停产的峙垅煤矿，提出重新开矿，把盈利投入水利建设。煤矿复产两年，挣了20多万元。1965年8月，浆山水库开工。

那时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起床，扛着工具到工地，和社员一起劳动。一次暴雨冲垮刚修好的陂坝，大家泄了气，他却换了个角度看问题，大雨把土泡松了，开渠反而省力，等于帮大家完成了不少工。

这份乐观不是盲目乐观，而是遇到问题就找办法。经过5个多月苦干，一条21.5公里长的水渠修通，十几个大队的农田得到灌溉，水稻亩产翻了一番。

甘祖昌拿着将军工资，生活却十分节省，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工资大多拿去扶贫和集体建设。29年里，他用于扶贫和集体建设的钱超过8.5万元，占工资总额七成多。

回乡后，他没有把将军身份变成特殊待遇，反而成了全国劳动模范。更让人意外的是，长期劳动和规律生活竟让他的身体逐渐好转。专家曾判断他活不过60岁，他最终活到了81岁。

这是不是说明重劳动就能治病？当然不能这么简单理解，甘祖昌的身体恢复有个人差异，也离不开组织照料和长期调养。但他的经历至少说明，疾病没有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实际行动，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状态。

1986年3月，甘祖昌病危。他把子女叫到床前，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只有三枚勋章和几张苏区纸币。这就是他留下的全部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