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是中国在春节这个特殊节日显现出的独特的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的社会现象，一般指以春节为分界线的为期40天的旅客运输，节前15天，节后25天，主要服务于返乡、探亲、旅游人群。这不，2026年的春运于2月2日开始，为期40天的春运通常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人员迁徙”。

这时候，大家就好奇了，为啥只有我国才有春运而其他国家却没有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核心根源：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是春运形成的底层逻辑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了大规模的跨区域劳动力流动：

1. 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就业，形成了“异地工作、家乡安家”的人口分布格局；

2. 这种流动并非永久性迁移（受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的区域差异限制），使得务工人员成为“季节性回流”的主体，而春节就是这场回流的核心节点。

反观其他国家，要么是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如欧美、日韩），人口分布与就业格局匹配，无大规模跨区域务工潮；要么是人口基数小，即便有流动，也形不成量级效应。

二、文化内核：春节“阖家团圆”的传统，是春运的核心驱动力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仪式感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执念，这一文化内核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

1. 不同于西方的圣诞节、新年，春节的团圆诉求具有极强的强制性和情感共鸣，无论距离远近、路途难易，回家团圆都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这种文化驱动让人口流动具备了集中性、周期性的特征；

2. 其他国家的节日虽也有团聚需求，但多无“必须返乡”的强执念，且人口流动多为短途、分散式，同时国外的家庭结构更小型化、分散化，进一步弱化了大规模返乡的需求。

三、基础条件：超大人口基数+交通网络的阶段性适配，放大了春运效应

1. 全球独一份的人口基数：我国有14亿多人口，仅外出务工人员就超2.9亿，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即便只是小比例的跨区域流动，也会形成海量的出行需求，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2. 交通网络的“阶段性承载”：我国交通基建虽已全球领先（高铁、高速、民航规模世界第一），但春运的短期集中性需求，会让交通网络瞬间处于“超负荷状态”——交通设施的建设是按日常通行量规划的，无法为仅持续40天左右的春运进行超量建设，这种“短期供需失衡”让春运的存在感被进一步放大。

其他国家要么人口少，要么交通网络的日常承载量足以覆盖节日流动需求，不会出现这种“一票难求、一车难挤”的现象。

四、其他国家无春运，还因这些差异化国情

1. 人口流动的“永久性”：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多为永久性迁移——人们会举家迁往就业地，而非“异地务工、家乡留守”，从根源上消除了季节性大规模返乡的需求；

2. 公共服务的全国性均等化：国外的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多无区域壁垒，人口迁移后能快速融入当地，无需因公共服务差异而保留“家乡根”，而我国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仍在推进中，这是务工人员不愿永久迁移的重要原因；

3. 就业格局的分散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相对均衡，中小城市也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人口无需向少数区域集中，而我国的产业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心城市，形成了“就业地高度集中、户籍地广泛分散”的格局。

五、春运的变化：随发展平衡推进，春运正逐步“降温”“提质”

网友的观点精准点出了春运与发展阶段的关联，而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春运也在发生明显变化：

1. 中西部产业转移加快，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跨区域返乡需求逐步减少；

2. 高铁网络的全面铺开，让春运的出行效率大幅提升，“一票难求”的现象持续缓解；

3. 就地过年、反向春运等新方式兴起，让春运的人口流动从“单向集中返乡”变为“双向分散流动”，进一步稀释了春运的压力。

这也印证了：春运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逐步解决，春运的规模和紧张程度会持续降低。

所以，笔者认为：

春运是中国特色国情的综合产物：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造就了大规模跨区域务工的底层格局，春节团圆的文化内核提供了核心驱动力，超大人口基数放大了流动规模，交通网络的阶段性承载让供需矛盾凸显。

网友所言的“发展不平衡”，正是解开春运独有性的关键钥匙——它不仅是一场人口大迁徙，更是我国发展阶段的鲜活缩影。而春运的逐步演变，也恰恰见证了我国在推进区域平衡、城乡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每一步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