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总以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梯子,是抹平阶级差异的推土机。可现实往往给人一记闷棍:对于特权阶层而言,教育不是梯子,而是他们早已铺设好的、通往云端的自动扶梯。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那个盘桓在东亚教育顶端多年的幽灵——“学神”,以及这背后一套精密得令人咋舌的精英复制机制。
被制造的神话:当“松弛感”成为最高级的炫耀在今天,网络上充斥着关于“松弛感”的讨论。但如果你深入过北京排名前五的那几所超级中学,你会发现,真正的松弛感,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权力展示。
社会学家姜以琳曾花费七年时间,潜伏在这些顶尖高中,追踪了28名顶级精英家庭的孩子。她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了教育公平的假象。

在这些学校里,存在着一条残酷而隐秘的鄙视链,甚至可以说是种姓制度: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学神”。他们成绩拔尖,却从不表现出努力的样子。他们会在考试前夜打游戏,会在课间谈论哲学或最新的艺术展,仿佛高分是上帝赋予他们的出厂设置。
第二层是“学霸”。他们成绩也很好,但他们“用力过猛”。他们刷题、熬夜、记笔记,这种明显的努力,在精英圈子里被视为一种“不够聪明”或“资源匮乏”的表现。
第三层是“学渣”。他们不学习,成绩也不好,但他们拥有其他的资本——比如极高的情商、惊人的家世,或者在某些非学术领域的卓越才能。他们依然处于社交圈的核心。

最底层的,是被统称为“学弱”的群体。这群人最悲惨,他们拼尽全力,甚至比学霸更刻苦,但成绩依然平平。在精英学生的眼中,这不仅仅是成绩问题,更是“基因”或“智商”的问题。
看懂了吗?在这个微缩的社会里,“不费力气”才是最高的地位象征。
为什么?因为“努力”往往意味着匮乏。意味着你没有退路,意味着你必须通过出卖时间及体力来换取分数。而“学神”所展现出的游刃有余,本质上是在向周围宣告:即使我输了这场考试,我有的是退路,我的未来依然由各种安全网托举着。
这种心态延续到了职场。那些从顶尖高中走进华尔街、硅谷或者陆家嘴的“学神”们,面对AI浪潮和经济波动时,依然保持着这种令普通人嫉妒的松弛。因为他们知道,工作只是一种体验,而不是生存的手段。
隐形的操盘手:父母的“全能管家”服务我们常说“鸡娃”,以为精英家庭的父母只是给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太天真了。到了这个阶层,金钱只是最基础的门槛,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父母作为“战略家”的眼界和手段。
姜以琳的研究对象Ashley,一个典型的“学神”。从剑桥毕业那年,她面临两个选择:去瑞士一家全球顶级制造商,或者去欧洲排名第一的商学院。无论选哪条路,起薪都是十万美元起步。
这种顺风顺水背后,是她父母长达二十年的精密布局。
这群父母,大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吃到红利的精英,拥有高学历和惊人的财富(家庭年收入是中国城镇前10%家庭的两倍以上)。他们对孩子的支持,绝不仅仅是掏钱。
他们是孩子人生的“危机公关”和“资源缓冲池”。

我认识一位父亲,为了让喜欢生物的女儿背景履历更好看,直接动用关系联系了某科学院的院士实验室,让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去“参与”科研项目,甚至以此发表了论文。当普通孩子还在为生物课本上的有丝分裂头疼时,这个女孩已经在和诺奖得主谈笑风生了。
更关键的是,精英父母为孩子提供了无数个“Plan B”。
普通人家的孩子,高考失利可能就是命运的转折点,一辈子在温饱线上挣扎。但对于精英家庭的孩子:

高考没考好?没关系,直接出国读本科。
常春藤没申请上?没关系,家里有资源推荐去文理学院,或者去澳洲、英国。
毕业找不到工作?没关系,回家里的公司,或者动用人脉塞进合作伙伴的企业,甚至资助你创业、搞艺术。这种“无死角”的托底机制,才是制造“学神”的关键。因为没有后顾之忧,孩子们才能在考场上心态放松,才能在面试时自信满满,才能在面对挫折时轻描淡写。
这种自信,不是天生的,是用人民币和资源堆出来的。

如果说十年前,精英阶层的竞争还局限在国内的名校争夺战,那么到了现在,这场游戏早已升级为全球范围内的狩猎。
姜以琳在书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精英地位的复制是跨国进行的。
这些孩子,可能在北京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私立寄宿高中读书,在耶鲁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在伦敦读硕士,最后在香港或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工作。

他们是一群“悬浮”在全球顶端的人。
但这其中也并非没有痛点。在2026年的当下,国际地缘政治的摩擦,让这群“世界公民”的身份略显尴尬。
我观察到,新一代的精英留学生们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回流”与“抱团”。在美国,尽管他们努力融入白人精英圈层(像姜以琳书中所写的试图理解美式橄榄球文化),但文化隔阂和隐形的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

于是,他们创造了一套独属于中国精英的海外生存法则:把国内的圈子搬到国外。
在波士顿、在伦敦、在加州,他们只和同样背景的中国留学生玩。他们住着父母买的高级公寓,开着豪车聚会,交换着国内的资源信息。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所在的国家发生了什么,那个国家只是他们镀金的背景板。

更讽刺的是,当他们回到国内,那套在高中时期习得的“地位体系”依然适用。
姜以琳发现,这些学生在工作中对待老板的态度,简直就是当年对待老师态度的翻版。“在其位,谋其政”,他们极其擅长识别权力结构,并迅速找到自己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

如果是“学神”般的优越位置,他们会自然地期待老板的优待和特权;如果一度跌落成“学弱”(比如在顶尖投行发现自己能力不足),他们会迅速调整策略,变得谨小慎微,或者干脆动用家里的关系换个赛道,重新做回“神”。
这就是整个故事最让人感到寒意的地方。

这群精英孩子,身处特权之中,却往往不自知。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自己的成功源于“天赋”、“基因”和“个人的努力”(尽管他们鄙视显性的努力,但他们确实在偷偷努力)。
当一个“学神”看着班里的“学弱”拼命刷题却依然考不及格时,他不会想到这是因为自己从小有私教、有游学经历、有父母的高知辅导,而对方可能连安静的书桌都没有。他只会觉得:“这人脑子不行,基因不好。”

这种将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归结为个人生物性差异的观念,是精英阶层最坚固的心理护城河。
如今这种观念变得更加隐蔽且危险。随着AI技术的普及,精英们掌握了最高级的AI工具,他们会说:“看,我用AI一天能做你们十天的工作,这是我的能力。”他们忽略了,获取、驾驭这些顶级AI工具的门槛,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本壁垒。
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绝望的赛跑。

你以为你在和他们比拼百米冲刺,其实人家是开着跑车在赛道上兜风。偶尔他们还会摇下车窗,对气喘吁吁的你说:“嘿,姿势要优雅一点,要有松弛感。”
写到这里,或许你会觉得沮丧。阶层固化似乎已成定局,教育改变命运的通道似乎正在变窄。
但作为一名观察者,我并非旨在贩卖焦虑。揭开“学神”的真相,是为了让我们清醒:
第一,祛魅。 别再盲目崇拜那些所谓的“天才”和“松弛感”。当你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年纪轻轻就游历各国、事业有成的博主时,要明白那不仅是他们的优秀,更是几代人积累的资源爆发。不要用别人的终点来惩罚自己的起点。

第二,认清游戏的本质。 姜以琳的研究告诉我们,精英游戏的核心是信息的获取和规则的掌握。普通家庭也许无法提供巨额财富,但我们可以尝试打破信息差,帮孩子建立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死磕某一次考试的分数。
第三,寻找自己的赛道。 2026年的世界,虽然头部竞争激烈,但AI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也带来了长尾效应。精英们在争夺金字塔尖的万分之一,但广阔的原野上依然有野花盛开的机会。
我也注意到,在那28个精英孩子中,并非所有人都按照剧本成为了赢家。有的在海外迷失了自我,有的因为无法承受家族的期待而患上抑郁。
特权是一层保护膜,有时也是一层窒息的茧。
在这个被加速折叠的时代,我们或许无法立刻打破这堵墙,但至少,我们要保留看穿墙体的能力。
不要因为自己此刻的狼狈而自卑,也不要因为他人的光鲜而目眩。生活不是一场需要表演给别人看的“松弛感”秀,而是每个人实实在在、冷暖自知的征途。
那些在深夜里默默崩溃又默默自愈的普通人,那些没有退路依然咬牙前行的“做题家”,在某种意义上,拥有着比“学神”更坚韧的生命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