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反对以善恶、正邪、是非、贵贱等情感价值给事物贴标签，这是道家的基本立场，因此，道家之道没有高下尊卑之分，内外阴阳之别，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立统一观念。

道是混而为一的，道与万物是彼此不分的，因此，将这一理论落实在社会实践上，当然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

《老子》对君民对立、两极分化的“不道”情形有很多明确论述，比如章首的“多闻数穷”——躁欲敢为的强制与干预终将走向穷途末路，末尾的“民之不畏威畏，则大威将至”——民不堪其威，则官民对立，上下大溃，“天诛”将至。

可是，“豫兮犹兮”的道治的谨慎在膨胀的权欲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正如黄炎培“窑洞对”所说：起初警惕，“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于是就有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诺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说：老子早就预见到了这一“人类文明缺陷”，可惜的是，知之者少，行之者就更少了。

老子说：“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赍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

老子的文字绝非温情脉脉的陈述，而是斩钉截铁的论断：

要让我说执行大道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说：那只能是“有施”“有为”之治。因为那是权力滥用，满足一己之私的“动之死地”之举，导致人们抄小道而不走光明大道。

走捷径的急功近利本就是人的习性，何况权力的施为堵塞了大道？

这样的后果很严重啊：宫殿奢华无度，农田早就荒芜，百姓揭不开锅。而权贵们照样鲜衣怒马，身佩宝剑，山珍海味吃腻，敛财聚资有余，这是独夫民贼啊，多么无道！无道者不得好s啊！

老子强调：权力“有为”是导致“民好径”与官民两极分化的根子，他把民不聊生与权贵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赍财有余”的奢靡对照起来说，把依靠民脂民膏堆积起来的“耀武扬威”称之为“盗夸”，认为此行径是“非道也”。

“不道”的结果只有一个：“早已”，就是“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也就是黄炎培所说的“人亡政息”。

顺便说说本章被轻描淡写的种种解读

1、“介然”：本义是铠甲，形容坚定执着的样子。表达的是“唯施是畏”的果断坚决立场。

2、“民甚好径”：老子无意于批评走捷径，因为方便快捷，是人之常情。他真正批评的是“治者”：因为“治者”的“施为”阻塞了大道，即便想走大道，也走不通。

3、“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朝甚除”不是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官府扫除得甚为洁净”，如此云淡风轻的理解，触及不到“朝甚除”的痛点，因为官府洁净，与“田甚芜，仓甚虚”没有直接关系。

也不是陈鼓应先生理解的“官府管理松弛”。官府管理的松弛与否，并不是对百姓苛刻的原因。老子关切的是“食税之多”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后果。

《说文》：殿陛謂之除。因之凡去舊更新皆曰除，如“爆竹一聲除舊歲”。所以“朝甚除”是说朝堂、宫室花样翻新，奢华无度。如此才能跟“田甚芜、仓甚虚”形成反差。

一边是权力象征的殿堂威严不可侵犯，出入者冠盖如云，粉饰着浮夸的“盛世太平”；一边是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乞讨流民，苟延残喘于渺茫的求生之途，如此鲜明而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在酝酿着可怕的“大威将至”的可怕后果。

4、“盗夸”：夸，炫耀，浮夸，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窃也。就是说：以“不道”的吹嘘欺骗攫取利益的行为叫盗夸。

老子论道，始终围绕着“道与万物”和“圣人与百姓”一虚一实两条主线展开，而虚线是为实线服务的，即关切民生，致力于社会的自然与和谐。这是老子提出“道法自然”、“希言自然”、“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命题的根本所在。

就是说“实线”才是老子论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自然”是《道德经》的最高价值与灵魂，所谓自然，是指行为主体不受外部力量的强制与干涉状态下的自然而然、和谐有序状态。

行为主体包括个体、团体和整个社会。在“道治”社会里，所有的行为主体均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人人都有施展的机会，因而能各遂所愿，各得其所，实现自由发展、自主创造，达到“无不为”。

而“无不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必须在权力“无为”不干涉百姓自由、不侵夺民利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此，有道权力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无为”，为民众的“自化、自富、自正、自朴”解决政策环境问题，扫除发展障碍，辅助而不为主，服务而不侵夺，居下而不争利，处后而不争先。

所以，“无为”的核心在于权力为民不侵民，为辅不为主，这就是老子的民本和民主思想；以民为国家根本，一切为百姓的自由发展和自主创造为中心，这就是老子的“自由”思想；“自化、自富”则意味着鼓励百姓科学发展，有序发展，这就是老子的科学思想。

所以，《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说：“道家思想是技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它是后来产生的中国一切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

老子原意：当民不聊生时，他们还怕什么威权刑罚？这对于权力者而言，才是真正的“天诛”——丧失了民心，岂不是侯王之位“将恐蹶”？

蝼蚁尚贪生，况乎人？百姓无法忍受威权，天下之乱将随之降临，那么整个国家都会毁坏崩塌，民心的向背，就是“天意”，民弃君，犹如“天诛”。

故老子戒之曰：“毋狎其所居，毋猒其所生。夫唯弗猒， 是以不猒。”

“有罪以免”的办法就是，人主不可沉溺于贪图奢靡、“生生之厚”的厚养泥潭，而盘剥百姓，只有不“取食税之多”，不“求生之厚”，人民才不会弃他而去。所以要“去甚，去大，去奢”。

老子针对的是权力者，而不是民众。自古以来，将这句话当作对“民”训诫理解的不乏其人，实则大谬也。

比如河上公说：“人不畏小害则大害至。”成玄英说：“言凡夫不惮经戒，妄造诸恶者，则风刀大刑必将至也。”憨山德清说：“世人以为小恶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杀身而后已。”

宗教炼养者那么理解是可以接受的，但当代学者若是那么理解，就是曲解了。比如沈善增说：“民众不害怕应该畏惧的事情，那么，大恐怖的事件就将来临了。”

似乎民众就得敬畏和惧怕威权，不然，就会大祸临头。这是愚民教化思想，不是老子“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

事实上，整部《道德经》没有一句是针对“民”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