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北京迎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大胆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重新定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方向，可以说是新中国党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这次会议之所以能这么成功，多亏了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他在全会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78年9月13号，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到了国内。紧接着的八天，他可真是忙得团团转，接连去了八个地方：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钢、唐山还有天津。那时候，他已经74岁高龄了，但每天从早到晚，上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在不停地工作。在这一路上，他不停地发表讲话，和人聊天，大声地呼吁大家要解放思想，得实事求是，别再思想僵化了。他特别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而且通过实地考察，对实际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这样，他慢慢形成了工作重点要转移，还有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新政策。

说到改革这事儿，9月15号那天，邓小平在看完大庆油田后，主要聊起了管理体制的改革。他强调说：说起来咱们国家的体系，像那些组织机构啥的，大都是照着苏联那套来的。结果呢，人多事儿少，部门一个接一个，官僚气也越来越重。这事儿啊，“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现在看来，得好好琢磨琢磨，好多体制上的事儿都得重新捋一捋。

9月17号那天，邓小平在听完辽宁省委的汇报后，他说了，咱们得鼓励干部们自个儿多琢磨事儿，碰到不对劲的地方，得勇于去改变。到了18号，他又去鞍钢看了看，对怎么发展生产力和搞改革这事儿，他讲得更直白也更坚定了。他说，咱们得在技术和管理上都来个大变样，这样生产才能上去，大家的工资也才能涨起来。地方上，尤其是企业，得给他们更多自主权。各级干部啊，都得动动脑筋，别偷懒，也别老一套思维。以后不光要给企业干部放权，还得考核他们，得有个责任制度，让大家不得不多考虑问题。咱们现在的体制，不改是真的不行了。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出发，深入说明了改革的重要性，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思考。9月16号那天，听完吉林省委的工作报告，他强调说：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最牛的地方，就是能让社会生产力嗖嗖地涨，比老社会快多了，这样大家日子越过越好，物质文化需求也能慢慢满足。按历史唯物主义那套说法，好的政治领导，说到底，就是让社会生产力更上一层楼，让咱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变得更好。

邓先圣

9月17号那天，邓小平在听完辽宁省委的工作报告后说：马克思主义讲，说到底，得让生产力往上涨。咱们现在真的是太穷太落后了，说实话，这都对不起老百姓。所以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发展生产力，把大伙儿的生活条件给提上去。

聊到对外开放这事儿，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时，一路上都在强调。9月13号，他聊到本溪和本钢的发展时，说咱们现在得赶紧向世界的先进经验靠拢，不然老得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慢悠悠地走。得去发达国家瞅瞅，以前咱们对国外的好多事儿都不了解，得看看他们是怎么弄的。到了9月16号，听完吉林省委的汇报，邓小平又说：“这世界天天都在变，新东西层出不穷，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咱们要是关起门来可不行，不动脑筋那就永远得落后。”“得把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他们的资金都拿过来学学。”9月18号，在听鞍山市委负责人汇报时，邓小平又提了一遍：“咱们得拿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当咱们的起点。”

说起党的工作方向变化那会儿，正赶上大家热火朝天地批判“四人帮”。在北方的一次谈话里，邓小平头一回在党内直接说了，咱们得把心思放到经济建设上去。9月17号下午，他听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报告，一边给出了五条搞好批判运动的标准，一边又说：“这运动不能拖太久，久了大家就该烦了。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该收尾，该去练练兵，学学科学知识了。”到了9月20号，在天津听汇报时，他又提了一嘴：“你们琢磨琢磨，要是有个一成两成的单位运动搞好了，那就赶紧转去干正事，老这么搞可不成。”

邓小平的那些想法，一下子就在干部群众里炸开了锅，没多久，中央领导层也都纷纷点头赞同。这对打开思想束缚、冲破“两个凡是”的限制，还有推动改革开放、提速生产力发展，又是一次关键的思想鼓舞。以前当过吉林省委书记的王恩茂回忆道：“小平同志在吉林跟我们说的话，真是让我脑洞大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能想了；以前不敢开口说的，现在也敢说了。所以说，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可是费了不少劲来做思想工作的，给三中全会开了个好头。”胡耀邦后来也说：“1978年9月，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就是三中全会的方针，也是以后党的工作方向，他可真是拿定了主意。”

1978年11月10号，中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了个工作大会。会上来了很多人，都是各省市自治区、大军区，还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头头脑脑，总共有212位，他们被分成了6个小组来聊天讨论。会议原本打算聊三个事儿：第一个是农业那点事儿，第二个是1979年和1980年这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怎么安排，第三个是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的话。按这个计划，这会议主要就是聊聊经济上的工作，并没有打算说到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这种大事儿上。

邓先圣

到了紧要关头，邓小平又一次站了出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觉得，在聊经济工作之前，咱们得先聊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事儿。这个点子一出，立马就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点头。一说要转移工作重心，参会的人们立刻就来了精神，大家伙儿围着这个话题，纷纷热烈地讨论开了。

11月12号那天，陈云在东北组聊起了天，他说啊，要想让党的工作重点稳稳当当地转移，就得先搞定“文化大革命”那会儿留下来的一大堆棘手问题，还有那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也得弄清楚。他提议得给“薄一波他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个反，还得承认彭德怀对党的贡献，还有其他五个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解决。陈云这话一说，大家都点头赞同，反响热烈。代表们还扯出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文化大革命”里的大是大非，让中央给个明确的说法。到了11月25号，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出来讲话了，他说天安门事件那是正义的群众运动，得给它彻彻底底地平个反，还有其他几项重大决定也宣布了。说起来啊，都是因为邓小平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要转移的这个重要建议，才让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不光是按原计划来，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好多大问题，最后让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了一个超级重要的转折点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拉开帷幕那会儿，邓小平还在国外。11月5号，他启程去了泰国、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直到11月14号晚上才回到北京。刚一回京，他立马就成了会议里外的焦点。之后的日子里，他和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块儿，多次听了不少汇报，对一些大事儿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聊聊怎么看待那些大事件里的人物。11月27号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聚一块儿，听了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头头的汇报。华东组那边提了个“二月兵变”的事儿，说得弄清楚。邓小平就说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我虽然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来北京，那哪儿成啊？那时候规矩严着呢，调个连得大区管，调个营得军委、总参谋部点头。”华东组又说“一月风暴”这事儿，觉得早说比晚说好。邓小平一听，立马回应：“‘一月风暴’的问题，早晚得解决，早点说更利索。”中南组提到了康生，还扯上了《五一六通知》附件二，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弄的。邓小平直接说了：“嗨，我可是《二月提纲》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这一番话，那可是给解决不少大问题添了把火。

天安门事件得到正式纠正后，北京这些大城市里，老百姓们自发地搞了些集会，还贴起了大大小小的字报。他们一边表达着对党中央决定的支持，一边也呼吁要追究那些压制新思想、妨碍纠正冤假错案的领导的责任。有的人甚至说，要全盘否定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这样一来，围观的群众里头就开始有了争吵，场面也变得有些乱。看到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1月25日讲话时说了：咱们得加把劲儿，好好带着群众走，可别跟他们对着干。咱们得高举毛主席那面大旗，那可是咱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往一处使的象征，也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风向标。毛主席的功劳，那可是没法抹去的。话说回来，咱们也不能指望伟人、大思想家一点错都不犯，那样想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外国人问我，说评价毛主席能不能像评价斯大林那样，三七开？我直接告诉他，这话可不对。咱们党中央、中国人民，可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

邓先圣

11月27号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听各组头儿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又一次说了：没有毛主席，咱们新中国可建不起来。毛主席的伟大，那真是没法用言语来夸，怎么说都不为过。当然，毛主席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咱们不能指望那些伟大领袖、大人物、思想家一点错都不犯。邓小平这话传开后，北京那边还有其他地方，这类事儿就慢慢开始解决了。

另外，邓小平多次提醒大家，要解决好历史留下来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带领大家往前看，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大局为重。在11月25日，他明确表示：社会稳定和谐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我们不能破坏这种稳定。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大局所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得从整体考虑，小方面得服从大方面，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得让大家往前看。到了11月29日，他又说：对于那些过去让群众不满、确实有误的事情，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去纠正错误，结清那些冤假错案。比如天安门事件这样的大事，错了就改，改完就算。对于那些过去处理不当的人或事，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也要纠正过来。这样才能引导全党、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向四个现代化。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怎么齐心协力搞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心话题。

所以，关于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到的怎么处置那些犯错的领导人，邓小平多次强调得顾全大局，先不动他们。11月27号一早，有人问他大字报批评某些人是不是意味着很快要把他们从政治局踢出去，他回答说：“不会。评判一个人不能光看他一时的表现。”到了晚上，他又提起这事儿：“现在国际上都在盯着我们的人事变动，加人没问题，减人可不行，不管问题多大都不能动，就算硬着头皮也得挺住。这是大局啊。好多外国人想跟咱们做生意，也都盯着这个大局呢。”到了12月1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把部分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召集起来开会，邓小平着重讲了讲他对人事问题的看法。他说：“常委们的意见是，谁也不能撤，只能提拔。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干活，不参会，但名字得留着，别给人留下我们在搞权力斗争的印象。”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也聊到了选拔人才的事儿。他讲道：加政治局委员这事儿，得慎重。三个？多了，不好处理，也不合适。那加谁呢？陈云吧，他还兼着纪委书记；邓大姐，就是邓颖超，也得算上；还有胡耀邦。其实够格的人真不少，比如王胡子，也就是王震，他也挺合适。咱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加三个，一个是加四个。但党章里说了，中央委员会不能直接选中央委员，虽然就行了。

在后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不光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还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另外，他还成了新恢复的中央纪委的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也被选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这些人，都被加进了中央委员的名单里。这些安排啊，大都是按照邓小平的想法来的。

中央的那个工作会议，原本计划是开20天的，但结果开了整整36天，一直拖到了12月15号才算完事儿。

12月13号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开到了最后一场，也就是第四次全体会议兼闭幕式。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轮番发了言。邓小平讲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齐心协力向前冲》。听于光远说，这个讲话的题目还是邓小平自己想的呢。

邓小平特别看重那次讲话。还没去日本访问的10月前，他就找了几位同志，聊了聊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围绕工作重心的转变，先搞个草稿出来。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写了两版草稿，都是围绕工作重心转变来展开的。可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情况就变了。邓小平很快就感觉到，之前强调的工作重心转变问题，现在不用再特别提了，得换个新方向。

后来，邓小平自己动手，用铅笔写了一个三页纸长、四百多字的讲话提纲。12月2号，他找来了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商量着要重新起草他的讲话稿。这个提纲里总共有七个部分，涵盖了他讲话时要说的关键词和主要意思。之后，在12月5号和9号，邓小平又多次叫上胡乔木他们，一起讨论讲话稿的修改和怎么让文字更通顺。

12月13号下午4点钟，邓小平站上了讲台，开始宣读他那篇非常有历史分量的讲话。整个讲话分成了四大块内容。

解放思想，这可是现在咱们得好好琢磨的大事儿。邓小平说了，头一桩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一放开，咱们才能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指路明灯，搞定以前那些老问题，还有新冒出来的一堆事儿。要是思想还僵着，大家伙儿的脑筋都不转，那四个现代化可就遥遥无期了。说到大家最关心的真理标准那事儿，邓小平也发话了，说这场讨论太及时了，特别有意义。他说，不管是党、国家还是民族，要是光啃书本，脑筋转不过来，迷信满天飞，那可就寸步难行了，活力就没了，甚至可能国破家亡。所以啊，咱们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咱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一路畅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才能继续发扬光大。

邓先圣

要想解放思想，民主可是个关键。邓小平说过，要真正把民主集中制落实到位，这可是解放思想的重要一环。“现在这时候，民主更是得好好强调。”咱们得创造民主的环境，得重申那“三不原则”：不揪小辫子，不扣大帽子，不打闷棍子。还有啊，为了让人民民主得到保障，必须加强法制。得让民主变成一种制度、一种法律，这样它就不会因为哪个领导人的变动，或者他的看法、注意力一变就跟着变了。

处理老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咱们把一些以前留下的难题给解决了，给一些人分了功过，还纠正了一大堆冤枉的、错误的、假的案子。“这是为了让大家思想更开放，也让咱们队伍更稳定团结。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往前看，为了让全党的工作重点能顺利转移。”他着重说了，咱们的原则很简单，错了就得改。“以前弄错的事儿，都得改过来。有的问题一下解决不了，那就会后继续处理。但得快点，得实实在在地解决，别拖拖拉拉的。老问题，咱得解决好。”同时，他也说了，别指望能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得看大局，别太计较细节，啥都想弄清楚，既不现实也没必要。“文化大革命”是咱们社会主义历史的一段，得总结，但不用急着来。有的事儿，得再过段时间，咱们才能看得更透，评得更准。

得瞧瞧新情况，搞定新问题。邓小平说了，现在得赶紧琢磨和解决管理方法、制度还有经济政策上的事儿。说到管理方法，他强调“得使劲儿改掉官僚主义的坏毛病”。讲到管理制度，他提到“得把责任制这块儿给加强起来”。至于经济政策嘛，他觉得“得让一部分地区、企业，还有那些特别努力的工人农民，因为干得好，先多挣点钱，日子先过滋润点”。“这可是个大政策，能带着整个国民经济往前奔呢。”他这话还点明了改革的重要性，说：“要是再不改革，咱们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事业可就悬了。”

邓小平在那次重要的讲话里，直接点出了咱们现在要实现历史大转弯和搞现代化建设碰上的最大、最核心的问题。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大家，党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和该往哪儿走。这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做出那些特别重要的新决定和新看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可以说，他那讲话，简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内容。有人后来回忆，说：“一听邓小平那个讲话，心里头就激动，感觉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会。”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五大时，大家都把邓小平的那篇讲话看作是“打开新时期大门，开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的宣言书”。

重要的转折，铸就历史的辉煌里程碑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被铭记为伟大的转折，它们如同矗立的丰碑，彰显着时代的变迁与进步。而这些转折，往往是由无数英勇无畏的人们共同铸就的。就像我们熟知的那些故事，每一个转折都充满了挑战与机遇。它可能是一个国家命运的抉择，也可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觉醒。在这些关键时刻，人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转折不仅仅是时间的节点，更是历史的见证。它们让人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不屈，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时代变迁所带来的震撼与力量。就像一座座辉煌的里程碑，它们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提醒着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而说到这些转折，不得不提到那些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遗忘，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中。正是有了这些英勇无畏的人们，才能拥有今天的美好生活。所以，铭记这些伟大的转折，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成果。同时，也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决心，迎接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因为，每一个新的转折，都将是我们共同铸就的历史新篇章。

廖陈云、邓先圣、苏铸、叶宜伟和李先念

1978年12月18号到22号，北京举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总共有290人参加，包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有一些中央部门的领导。会议主要商量的是怎么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还审议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安排了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另外，还讨论了人事变动，选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聊了聊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处理了之前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因为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只用了五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事情。到了12月22号，大家一致同意通过了会议的公告。

三中全会结束后，12月25号，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会，主要是商量人事上的变动。会上讨论了新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分工。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的大家意见，做了一系列人事调整：新设了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职位，来帮中央领导处理日常事务。胡耀邦被选为中央秘书长，同时还兼着中宣部部长，胡乔木做了中央副秘书长，还兼着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也是中央副秘书长，他还兼着中央办公厅主任；另外，宋任穷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样胡耀邦就不再兼中组部部长了；张平化不再当中宣部部长了，他去中央党校做了副校长，后来又去了国家农委当副主任；汪东兴也卸下了不少担子，他不再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也不再做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8341部队的政委和党委书记，还有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这些职务，他都不再兼任了。这些人事上的大调整，都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三中全会的精神和政策，给这些工作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

在新一届的中央领导班子里面，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还有决定国家大事的实际效果来看，邓小平其实已经是第二代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了。就像邓小平后来讲的那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咱们有了个新的领导班子，这就是第二代。在这个班子里面，我确实算是挑大梁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