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51年陕北巨匪被捕后“攀亲戚”：二十年前在陕北，刘志丹曾我的副团长，高岗是我的副队长！公安局长：你还记得谢维俊吗.......
01
1951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内蒙古武川县。
再过两天，便是除夕。
一处偏僻的农家院落外，几道黑影在雪地里悄无声息地移动，为首之人，是时任武川县公安局局长的孙有光。
房子里，便是他们的目标——张廷芝。
提起这个名字，在当时的西北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是一个为祸西北数年、手上沾满鲜血的悍匪，一个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魔头。
而今天，这位魔头的末日到了。
为孙有光他们带路的，是一位裹着破旧羊皮袄的老乡。
他的脸上刻满了风霜，眼神里除了畏惧，更多的是一种刻骨的仇恨。
几个月前，他的羊群被张廷芝的匪帮劫掠一空，连赖以为生的几只种羊都没剩下。
对牧民而言，这无异于要了他们的命。
所以，当他无意中发现这伙人的踪迹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报告了。
情报确认无误。
张廷芝和他最后的几名心腹，就藏在这座孤零零的院子里。他们大概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却不料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孙有光打了个手势，包围圈无声地收紧，干警们迅速散开，卡住了所有的门窗和可能的退路。
屋内的张廷芝似乎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一无所知。
他正和四名手下围着一个火盆取暖，昏暗的灯火映照着他们疲惫而警惕的脸。
逃亡的日子并不好过，即使是曾经威风八面的匪首，此刻也显得有些狼狈。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脆弱的木门被猛地踹开。
裹着一身风雪的孙有光和几名公安干警如神兵天降，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了屋内的五人。
“不许动！我们是人民政府公安局的！”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屋内的土匪全都懵了。
前一秒还在抱怨天寒地冻的匪徒们，下一秒就老老实实地举起了双手，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几乎没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
张廷芝的反应和他的手下稍有不同。
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他没有激烈反抗，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面如土色。
孙有光提着一盏马灯，缓步走到他面前。
孙有光仔细辨认着。
没错，就是他。
这个让中央挂怀、让毛主席亲自点名的巨匪——张廷芝。
02
次日，一辆破旧的卡车行驶在从武川县通往上级机关的土路上。
张廷芝被五花大绑地固定在车厢里，他的身边，是荷枪实弹的战士，一个个面容严肃，亲自负责押送的孙有光就坐在他的对面。
终于，张廷芝先开口了，“孙局长，咱们能聊聊吗？”
孙有光抬眼看了看他，没有说话，算是默许。
张廷芝清了清嗓子，缓缓地讲述起二十年前的往事，语气里带着几分追忆和感慨：“说起来，我和你们共产党，渊源很深啊。二十年前在陕北，我就是团长，刘志丹同志，是我的副团长。还有高岗同志，当时在我们团的教导队当副队长。”
在他想来，高岗如今已是权倾一方的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自己曾是他的“老上级”，这层关系，怎么也能算是一张保命的底牌。
然而，他失望了。
孙有光的脸上，始终波澜不惊。
这让张廷芝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知道，自己这番精心准备的“攀亲戚”，恐怕是撞到铁板上了。
“张廷芝，你不用白费心机了。”孙有光冷冷地说道，“你的那些历史，我们比你更清楚。你跟别人不一样。”
他顿了顿，“你知道‘湘西王’陈渠珍吧？他过去也跟我们作对，但最后我们保了他。为什么？因为他在民族大义上没有犯糊涂，算是个识时务的俊杰。”
“但你，不一样。”
孙有光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要严惩的人。你和井冈山的萧家壁、‘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是一类人！”
萧家壁！赵洪文国！
张廷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他当然知道这两个人是谁，那是连周总理说情都救不下的铁杆反动派，是毛主席下令必须严办的死敌。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划归到了这一类。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土匪问题了，这是政治问题，是最高层的意志！
孙有光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决定再加一把火，彻底碾碎他最后一点侥幸。
“你还记得三边事变的谢维俊书记吗？”
孙有光道，“主席对谢维俊同志的评价非常高，说他是最懂自己战略思想的将领之一。他的牺牲，主席至今都记着。张廷芝，你觉得，这笔血债，能轻易抹掉吗？”
这句话，击穿了张廷芝所有的心理防线。
他终于彻底明白了。
他的问题，早已不是能不能活下来，而是会怎么死。
张廷芝瘫软下来，眼神中只剩下死一般的灰败。
03
要理解张廷芝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我们需要到几十年前，回到那片风云激荡的黄土高原。
1908年，张廷芝出生于陕西靖边县金佛坪村一个显赫的豪强世家。
据记载，张家祖上出过八个文武举人，到了民国初年，张家的影响力已经覆盖了周边四百多个村落，坐拥良田一千五百余亩。
在那个遍地都是草头王的年代，张家也不例外，他们修建了高大坚固的土围子，还拉起了一支私人武装。
这支力量，名义上是预防土匪、保境安民，实际上，更多的是威慑乡野、巩固家族统治的工具。
张廷芝，正是这个庞然大物的继承人。
他接过的，不仅是万贯家财，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特权思想和唯我独尊的行事准则。
他没有想着如何造福乡里，而是将家族的武装力量变成了自己横行霸道的资本，成了当地一害。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
冯玉祥抽调甘、宁等地的西北军主力参战，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后方。
苏雨生是个有野心的人，趁机大肆扩充实力，四处收编地方武装。
张廷芝这股势力，自然也进入了他的视野。
很快，张廷芝被任命为第16团团长，第一次穿上了“正规军”的军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过客”登场了。
当时，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正根据党的指示，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他们借着苏雨生扩军的机会，巧妙地打入其内部，挂名建军，刘志丹被安排出任16团副团长，而高岗，则被安排担任教导队的副队长。
就这样，一个未来的开国元勋，一个未来的封疆大吏，和一个未来的巨匪头子，成了“同僚”。
这是张廷芝人生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岔路口。
他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刘志丹等人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光芒，感受到了他们严明的纪律和为穷苦大众奋斗的决心。
但他骨子里的地主豪强本性，以及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让他对这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
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革命理想”，远不如手里的枪杆子和张家坚固的土围子来得实在。
于是，他选择了观望，选择了投机。
刘志丹曾试图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将这支力量争取过来，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张廷芝就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油盐不进。
很快，他“反复无常”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任命谭世麟为甘肃暂编第六旅旅长后，张廷芝立刻脱离了苏雨生，转而投靠了实力更强的谭世麟。
而刘志丹等人也利用这个机会，带着自己的部队接受了改编，继续寻找时机。
在三道川，张廷芝的部队与谢子长任团长的部队被合编为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
表面上看，大家又成了“战友”。
但张廷芝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忠诚”二字。
不久之后，他便制造了震惊陕北的“三道川事变”。
趁着刘志丹应邀去庆阳帮助谭世麟建军的机会，他悍然发难，一举吞并了受中共领导的陕军杨庚午部周维奇营。
这支革命的火种，就这样被他无情地掐灭了。
事后，连他的新主子谭世麟都气得大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个评价，精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刘志丹仍在做最后的努力：“廷芝，你家大业大，但你看这天下，终究是老百姓的天下。跟着我们，为穷人打天下，这才是真正的正道。只有这样，你的家业才能真正保住。”
张廷芝听后，发出一声冷笑，他掸了掸自己名贵的皮袍，不屑地回答：“志丹，你们的道理太大，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只信我手里的枪杆子，和我张家那高高的土围子。谁能给我好处，我就跟谁。至于天下是谁的，与我何干？”
信仰的对决，高下立判。
一个心怀天下，一个只顾自己。
从这一刻起，他们就注定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结局。
三道川事变后，张廷芝彻底与共产党决裂，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当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后，他更是成了革命根据地旁边的一颗毒瘤，一个心腹大患。
他利用我军主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间隙，屡次发动阴险的偷袭。
